着作权制度的美好愿景，是达致激励创作与保证接触之间的平衡，即实现最优规模的创作与最优规模的使用，然而，何谓“最优”，却无客观的判断标准。这既是因为“最优”多基于个人主观偏好，无从形成统一标准，也是由于创作与使用本来就出自不同利益主体，两者之间有根本利益上的分歧。正是因为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学者们才提出以利益平衡来考量着作权法的调整结果。但利益平衡仅能作为立法目标，而不能上升为方法论，因为一旦以利益平衡作为考量指标，将导致事后标准替代事前标准，使实质平等过分侵蚀形式平等。形式平等是主体地位与资格的平等，即所有主体同等享有私法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而实质平等是建立在事后公平基础上的平等，即通过法律手段对主体间的利益进行再分配。形式平等是基于事前标准实现，而实质平等根据事后标准达致。虽说私法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主体间的差异性愈发明显，越来越多地关注实质平等，但形式平等仍然是私法的基本原则。
对于着作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而言，平衡之义本应严守基于事前标准达成的形式平等范畴内，而将事后标准追求的实质平等作为例外。然而，实践中利益平衡理论却常被作为实质平等的借口，用以彰显 “利益集团”与公众的对立，{11}（P1246）将着作权人所获超过其成本的利益视为过度垄断。许多学者借平衡理论认为，着作权领域内，产权化的程度只应维持在填补创作者平均固定成本的水平上。{24}（P21）申言之，利益平衡理论很可能导致的是一种忽视形式平等的实质平等，即要求着作权法所涉及的主体在最终享有的收益份额上实现“平等”。坚持事前标准，在法律构造上即表现为坚持着作财产权的排他性，该排他性旨在坚持由权利人的主观评价决定权利客体的价值，保证了着作权人得以最大限度地预期其行为的法律效果，从而以此预期对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实现作品利用的效益最大化。相反，从事后标准出发，片面主张结果的公平性，使着作权人丧失了对交易条件的决定权和对客体应有的控制力，看似最终的利益平衡，真正导致的却是“无效率”的结果。
（二）边际分析的运用
边际分析旨在研究当约束条件增加或减少时，当选择结果在成本与收益上的改变，其中边际是指“额外”或“追加”。边际分析包含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两者分别代表单位产品增加所引起的成本增量与收益增量。申言之，理性人对行为的选择，并非基于行为的全部成本与收益，而是依据行为边际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若后者大于前者，则此行为有利。法律作为理性人行为的约束条件之一，其在边际上的变化也将改变相关当事人行为的法律效果，进而激励当事人选择法律所鼓励的行为模式。从一方面看，制定与解释法律时，“是与否”的两分法结构事实上很难适用，规则上只要有细微变化，都可能引起当事人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另一方面看，有时规则的大范围修改，又无法对行为模式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多处修改后的规则，在边际上的作用可能相互抵销。{17}（P12-13）在着作权法中，无论是权利类型的设定抑或权利限制的安排，都需要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然而，实践中在考量着作权保护与限制的制度设计与案件判决时，往往忽略了边际分析，而仅考量一项行为的整体成本与收益，并取其平均值进行分析，由此造成了诸多问题。
1. 着作财产权合理性证明中的边际分析
由于利用作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增加一个使用者的新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因而有学者担心出现“反公共产品的悲剧”，{25}既然市场上大部分作品的定价高于边际成本，那么着作权将造成类似于垄断的效果。坚持利益平衡理论的学者认为，只有当作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时，才会出现完全竞争性市场，并使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达到最大化。{26}（P1050）这种结论是从总成本的角度考量着作财产权所导致的，如果将生产和传播作品的成本整体计算，扩张作品的使用范围对总成本的影响微乎其微，着作权人会因此获得超过其投入成本以上的收益。因此，当总收益与总成本的差距过大时，似乎就不应设定新的权利类型，或者对既有权利类型加以限制，防止出现着作权人据此获得垄断利润。
上述做法，从逻辑上看也许可以实现所谓的利益平衡，即权利人获得有限收益，同时使用者获得更多利用的机会。然而，这种平衡是一种从结果出发，根据所有利用行为完成后的成本收益比较所决定的。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着作权人对收益的判断是在边际上，边际上有额外收益的预期，权利人就有额外投资的激励。在生产与传播之前，甚至在穷尽着作权交易之前，着作权人无法预期客体生产与传播的总成本，因为当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新的传播成本降低至权利人可承受之范围时，会出现让权利人追加投资的诱因。正因为客体利用范围与方式的扩大，总成本事实上已无从考量，着作权人只有在边际上判断当时的边际收益是否大于边际成本，并据此决定是否在客体上追加新的投资。与其说财产权是为了补偿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成本，毋宁认为财产权是以额外的收益激励额外的投资，并以积极的收益来弥补因定价高于其边际成本而引发的分配损失，{27}（P110）着作权法对权利人的激励，正是来自超出边际成本的收益。如果因莫须有的总成本限制权利的扩张，相反会阻碍权利人发掘新的传播和利用模式，导致政府过分干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