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融领域立法资源的投入与司法状态的对比
（一）金融领域刑事立法资源投入的积极态度
从1997年《刑法》至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及相关司法解释，刑事立法对于金融领域的投入保持了一贯积极的态度。
1.罪名的急速扩张。从1997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可以用于规制各种金融领域情形的罪名急速扩张，尤其是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各个阶段出现的一些具有金融安全隐患的行为，设置新的罪名或者扩大入罪范围，刑法规范迅速地适用于新兴金融品种或新型金融交易方式，刑事责任由传统的银行、保险、股票拓展到期货、信托、基金等行业。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一）》中，《刑法》第180条内幕交易犯罪的主体范围由原来的股票领域扩张至期货领域；《刑法修正案（五）》在第177条中增设“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规制可能会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前期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在第175条中增设“骗取贷款罪”，对不具有或无法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骗取贷款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在185条中增设“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未公开信息罪”，打击“老鼠仓”行为。
2.原有罪状的范围扩展。第一，增加新的行为表现方式，如《刑法修正案（五）》修改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增加“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情形；《刑法修正案（六）》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表现进行修改，等等。第二，增加刑罚投入，提高法定刑幅度。总体而言，立法中呈现较明显的重刑化倾向。[16]
3.法定构成的要求降低。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金融诈骗罪定型技术的演变。长期以来，一直坚持金融诈骗罪必须是目的犯、结果犯。[17]但近年来，由于金融诈骗罪与金融欺诈界限的不明晰，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指控金融诈骗罪面临“非法占有目的”举证的司法困境，司法解释或修正案不得不对此予以调整。采取的形式包括：（1）以列举客观表现的方式明确主观内容的认定，列举实践中多发的几种情况作为推定主观内容存在的要件，[18]减轻控方的举证负担。例如，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19]（2）将单一的结果犯改为行为犯与结果犯并存。如《刑法修正案（六）》修改第186条，将“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条件从“造成较大损失”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较大损失”；修改《刑法》第187条，增加“数额巨大”；修改《刑法》第188条，将“造成较大损失”改为“情节严重”。“情节严重”不仅包括造成了较大损失，还包括虽然没有造成较大损失，但非法出具金融票证涉及金额巨大，或者多次非法出具等情形。[20]（3）增设罪名，进行制止性预防。例如，骗取银行贷款，但如果行为人对贷款资金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1]或缺少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适用“贷款诈骗罪”，因此，《刑法修正案（六）》增设“骗取贷款罪”，作为“贷款诈骗罪”的补充性立法，以维护金融资产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