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信访的“问题化”逻辑与治理之道
魏治勋
【摘要】涉诉信访在当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因此成为全社会的攻关对象。但是，直观地将涉诉信访问题看作主要是司法部门自身问题产物的观点是不周延的，也不利于寻求有效的对策以应对之。对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应采取系统论的分析进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机构系统化处理社会纠纷流程的实证分析中去发现涉诉信访问题的真相：信访问题不过是弱势群体民生困境的制度性反射。因此，应以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应对涉诉信访问题。
【关键词】涉诉信访；问题化逻辑；系统成因；综合治理；制度创新
【全文】
涉诉信访在当前的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以至于在法律人看来，“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破解涉法上访难题，从源头上减少信访案件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已经成为当前政法工作的重中之重。”[1]既然涉诉信访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具有如此重要性，则对此一问题的基本逻辑的把握和建基于其上的策略与对策的求证，就必须成为我们探讨的重心所在。
一、涉诉信访“被问题化”的逻辑
涉诉信访为什么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成为屈指可数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呢？更本质地说，当下中国涉诉信访“被问题化”逻辑是什么？应当说，任何社会现象之所以能够“被问题化”，都遵循着一种非常现实而且得到社会公众肯认的思维逻辑，即这种社会事件现象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在其背后则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合理性的危机。而问题化的处理方式，则有助于优化制度机制并积聚和整合整个社会的资源以消解之，社会由此回复正常状态。涉诉信访被问题化的基本逻辑同样如此：首先在涉诉信访事件现象中找到需要医治的“病因”，然后为其甄选医术高明的“医生”进行“会诊”，同时还要为危机的解除准备足够且优良的“装备”并采用正确的“技战术方法”；在此基础上，一场让社会有机体重新恢复健康状态的改革运动才能启动并可以期待良好的成效。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对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将之问题化并构造一个合理的问题化逻辑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构成了寻求问题之解的根据和论证相应治理行动的合理性基础。
让我们循着这样的思维路径去探察一下涉诉信访现象被问题化的逻辑。
首先，涉诉信访之能够被问题化，必须要有数量巨大、能够对公众生活环境发生深刻影响的涉诉信访事件的现象堆积，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征象能够被公众所体察并引起深度忧思。在改革开放以前，信访和涉诉信访的数量长期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随着民主机制的复苏和社会高压状态的解除，信访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事实。从统计数据看，1978-1993年是中国信访数量急剧增长的时期，从此前的年均不到18万件急剧上升至1992年的近600万件，1998年则急剧上升至惊人的934万件，增长率十分惊人。虽然进入21世纪后，信访和涉诉信访的数量都有了明显下降，但信访问题对社会的冲击性和影响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愈益得到放大，并逐渐演化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信访事件经多年积累沉淀，正在发生质的变化：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缠诉、缠访等重大信访和顽固性信访案件的比例在增加，单个案件的影响力明显加强；二是近10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涉诉信访问题成为社会和网络舆情关注的重点，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涉诉信访事件很容易被炒作和放大，呈现总量下降但关注度强化的态势；三是由于社会财富集聚度的大幅度提高，贫富差距愈加悬殊，社会不满情绪随之积累和发酵，原本单一的信访事件很容易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带来持久强烈的冲击，严重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