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当中，没有“超过的客观要素”存在的空间，也没有必要提倡这种概念。以下，结合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和刑法规定，对上述观点进行简要说明。
一、“客观处罚条件论”
和德日等国不同，在我国，成立刑法当中所规定的犯罪，多数情况下，仅仅有违反行为还不够，该行为还必须“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即便在一些不要求“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犯罪当中，就实际的应用而言，司法机关在是否成立犯罪的认定上，也往往有一定结果的要求。如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伪造货币的”，成立伪造货币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仅从法条规定来看，成立本罪，似乎只要具有伪造货币的行为就够了，没有其他要求。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并非如此。成立本罪，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必须在2000元以上不满3万元或者币量在200张（枚）以上不足3000张（枚），否则就不能成立本罪[2]。换言之，在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成立犯罪，行为通常必须已经造成一定的实际损害结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这一点，和刑法当中仅仅将实施一定行为作为犯罪成立要件（过失犯除外）的日本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别。
由于刑法明文规定行为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等场合才能成立犯罪，因此，这种“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严重情节”在具体犯罪构成当中，属于何种要件，处于什么地位，难免有争议。有学者将其作为客观处罚条件对待，如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量较大”、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当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类的要件是客观处罚条件，在不具备客观处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成立犯罪，但是，不应受到刑罚处罚{3}。另有学者尽管没有使用“客观处罚条件”一语，但也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量较大”、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当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类的要件是独立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不属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和确定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关系，而仅仅是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并依据这种观点创设了自己的犯罪论体系[3]。这两种观点，尽管在用语上略有差别，但在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量较大”、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当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都是独立于犯罪成立要件之外的独立要件，不在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范围之内的一点上，具有相同之处，因此，可以看做为同一种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其不仅违反了我国有关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有误导司法实践之虞。
首先，上述观点错误地理解了所谓客观处罚条件，将犯罪结果和客观处罚条件混为了一谈。所谓客观处罚条件，是指和犯罪成立无关，仅仅与行为人是否受罚有关的客观事实。一般认为，这种事实不能还原为犯罪成立条件，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政策性事由，换言之，所谓客观处罚条件，是和是否成立犯罪无关，只是和是否对行为人予以刑罚处罚有关的事实{4}。这种客观事实，显然和盗窃罪中必须造成“数额较大”的财物被盗等不可同日而语。在我国，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犯罪只能是严重危害社会，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其中，“严重危害社会”的法律表现，就是侵犯了“数额较大”的财产、“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行为人仅只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但是没有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后果的话，就是“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按照我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能被认定为犯罪。可见，引起或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结果，是判断行为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的前提，是具体犯罪的成立条件。既然如此，就决不能说“数额较大”、“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和犯罪成立无关的客观处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