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官对有利被告证据的调查。当前中国刑事被告方取证难、阅卷难，故为查明案件事实或照料被告的需要，法官有必要调查核实有利被告的证据。这分几种情况：一是在被告承担证明责任的时候，对有利于己的主张，应该提供证据证明特定事实，并证明到了合理的可能性后，法官为判断其真伪，可以庭内或庭外核实该证据。
二是被告为履行证明责任或提出无罪、罪轻的证据，法院还有保障被告一方收集证据和提出证据的义务。[17]因此在审判阶段，被告方可以申请，法院也可依职权向侦控机关、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进行鉴定、传唤有利被告的证人出庭等。
三是鉴于对被告的照料地位，即使被告方没有提出独立的诉讼主张，法官也可依职权或申请传唤有利被告的证人出庭、调取实物证据到庭，并庭外调查核实有利被告的证据。
总之，与调查不利被告的证据相比，法官为履行照料义务，更需积极调查有利被告的证据，或者帮助其履行证明责任，或者查明有利被告的事实。当然，即使被告方申请法官调查有利被告的证据，也有举证的必要，即提出相关的证据调查线索、存放地点等。
【作者简介】
陈如超，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注释】
龙宗智：“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3期。
英美两国刑事法官庭审时的查证情况，可以参见陈如超：“英美两国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评析”，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
法官对刑事被告具有客观照料义务，这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有所表现。如根据松尾浩也的观点，日本刑事法官庭审依职权调查的主要是有利被告的证据；与之相反，即使检察官举证活动不充分，法院也不具有对此加以补充的义务。除非法院偶然获取了重要证据，且检察官又因明显的疏忽，没有对此证据提出申请调查这样双重偶然的情况下，作为例外，法官负有督促检察官举证的义务。参见松尾浩也：《刑事诉讼法》（上册），丁相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329页。而在美国纽约州对重罪案件的审判中，若辩护律师的表现很糟糕，其无效帮助就可能打破控辩双方平衡的假定，此时法官若不积极调查证据补偿辩护能力的不足，则被告有权提起上诉。因为被告的辩护权受到联邦与州宪法的双重保护，因此辩护权行使不好，不仅是对抗制的不足，也是被告宪法权利的缺陷。
龙宗智：“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3期。
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裴苍龄：“构建全面的证明责任体系”，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龙宗智：“刑事证明责任制度若干问题新探”，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
孙长永等：《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当然，这是从严格的责任角度而言。某种程度上，法官的判决仍需说服控辩双方，所以判决应该详细说理，但这种说服责任与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仍然存在区别。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孙长永等：《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何赖杰：“新法之刑事法院职权调查证据”，载黄东熊等：《刑事证据法则之新发展》，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24页。
See See Martin Marcus,"Above the Fray or Into the Breach:the Judge''s Role in New York''s Adversary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57 Brook．L．Rev．1193（1992）,p．1197．
林钰雄著：《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179页。
龙宗智：“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3期。
张军等著：《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孙长永等：《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