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实践标准。美国纽约司法辖区的刑事法官在审判重罪案件时，为更好的发现案件事实与保护被告，法官可以介入到控辩双方的对抗中。法官调查证据的条件是被告是否受到“律师的有效帮助”（a standard of“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同样，法官调查证据的这一条件也是非常笼统的，需要法官结合庭审实践，仔细思考辩护律师的帮助是否有效。[13]

　　对法官调查证据的条件进行抽象规定，优势在于其具有灵活性，但没有太多的操作性，它往往需要委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这种模式也没有明确对法官的查证条件与控方证明责任进行界分。因此，法律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之进行细化。

　　（二）明确设定检察官“证明责任”的程度来界定法官的查证责任[14]

　　根据法官对控方案件的起诉审查标准（足够嫌疑）与最终定罪标准（毫无合理怀疑的有罪确信）的不同，该观点认为控方对指控案件必须达到足够嫌疑，具有独立的证明负担，而从足够嫌疑到无合理怀疑之间的差距部分，法官具有调查责任，检察官负协力的证明义务。即是说，在这一阶段，当检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实未证明到确信无疑的程度时，法官不能立即判决无罪；反之，当检察官攻势如潮，被告无防御之力时，法官也不能径直为有罪判决。法官必须根据实体真实原则，注意有利、不利被告的证据。

　　这种观点从理论而言，比较明确易懂。然而却存在操作的难度：首先，审查控方举证是否满足“足够嫌疑”必须有单独的庭前预审程序，且预审法官不能参加庭审，才能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其次是庭审中的技术操作问题，因控方的证明义务是协助型的，法官职权调查证据如何安排才不至于过度限制控辩的积极性？第三，足够嫌疑也是抽象概念，只能依实践中的案例来解释。

　　（三）刑事法官承担证据调查责任的具体标准

　　首先，控方通过举证使案件事实得到基本证明，法官因加强心证达到证明标准的需要而调查证据。其次，控方举证使案件事实获得形式证明，即案件证据能够形成锁链、相互印证，且综合若干证据的证明作用看，已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法官对某个或某些证据的可靠性、合法性存在一定异议，而依职权调查证据。最后，控方举证使案件主要的定罪与量刑事实获得证明，但影响量刑的某些情节需要法官依职权调查，以保证“量刑适当”。[15]

　　应该说，这些稍显具体的界定标准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案件事实的基本证明与形式证明的含义、两种证明如何区别也存在理解困难。同时，该观点没有设定法官对有利被告证据的调查标准，仅仅是对控方证明责任与法官查证责任的区分。然而，鉴于被告具体承担何种证明责任现在争议较大，尤其是其举证能力不足，而法官对被告又有照料义务，因此还是有必要界定法官的查证责任与被告证明责任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