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能够按时缴纳社保的人往往是具有固定工作的公务员、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的员工，而难以缴纳社保的群体却恰恰是那些没有单位或者收入不稳定的的个体户、自由劳动者等弱势群体。此项政策实际上是对弱势者的一种歧视。

　　而要求在当地缴纳社保也与目前社保资金转移制度相悖且没有必要。历史上由于关于社会保险转移的行政管理存在障碍，跨地区就业的人员往往不能将原来缴纳的保费转移，往往只能退保。而我国现已建立了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制度，国务院2010年1月1日生效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缴费人员跨省级行政区域就业的,原养老保险账户转移到新的工作地,缴费年限一并计算,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享受养老退休待遇。根据宪法和社会保险法，作为单一制国家，社会保障不仅是各地方政府的义务，更是整体上的国家义务，跨地区转移保费是国家可以调整的行政管理技术性问题，因此如果公民在异地履行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对国家的义务，就有权享受相关权利。调控政策中将外地人能否能够获得购房贷款与是否缴纳当地社保挂钩就更加没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在比例原则的视野里，本次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采取的对弱势者权利限制的某些措施通不过检验。

　　三、结语：调控政策需兼顾弱势者利益

　　纵观人类现代史上的多次重大经济调控，多次以增加弱势者利益为重要内容，如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经济萧条中，面对危机，罗斯福总统在“新政”的调控措施中推出了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险制度，美国社会保障由此走上正轨；而面对本轮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则大力改革美国医保制度，以求纳入更多的原本无医保的低收入者。而在罗尔斯那里，“从一般正义观的’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到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后陈述的’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是理解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关键。”[32]我们现在的房地产调控的一些关键措施却是以损害弱势者的利益为手段，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国务院的调控措施是非常必要和正当的，如果不将泡沫楼市调整好，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因此笔者深深的支持此项调控。

　　但是必须对这种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笔者认为重庆市的有保有压的实施细则可值借鉴，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的规定，重庆市并不是一刀切的对待购房者。“对于投资及各种自住型的需求，重庆细则表示将实行区别对待：一是明确鼓励普通商品住房消费，普通商品住房(含二手住房)交易契税按1%征收，住房交易手续费减半收取。对在重庆市主城区首次购买住房并以按揭方式支付，同时在主城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购房产权人实行财政补助。执行购房入户和公积金贷款优惠政策。”[33]重庆市政府针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还创新机制，在全国率先大力推行“公租房建设”，目前进展良好；在充分保障弱势群体住房权利的基础上，重庆市政府经国务院批准试点对大面积和别墅等高端住房征收房产税。在有保有压的政策下，重庆市的房价保持在全国省会城市的一个相对较低价位，也具有较为正当的理由。可以借鉴重庆市这种在充分重视弱势群体利益前提下的房地产调控，尊重具有宪法基础的行政法比例原则，改变目前提高首套住房首付比例的做法，取消获得房贷与纳税和缴纳社保证明的挂钩，甚至应对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的人群提供补贴，同时真正的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在充分保障弱势者利益的基础上再对高收入者进行更严厉的限制政策，此种调控才可谓具有正当性。

　　“面对日益紧张的财政困境，宪法学必须面对时代的挑战，才能完成理论的使命”[34]。在财政宪法学的视野里，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央地方之间事权财权之间划分的紧张，地方承担了事务与其通过税收获得收入不相称，因此不得不试图通过增加卖地收入来维持事权，从而有动力推高房价地价。“课税立法权应视为有限之权力，有必要在中央与地方间妥为划分。值事之故，地方多一个或少一个课税立法权垂直划分层级，则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层级课税立法权之分配。”[35]前两次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难以完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方资金的缺乏，而本轮调控中保障性住房建设得以一定展开的重要原因亦是在于中央拨付了大量专项建设资金。可见要根本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恐怕还需要对我国央地税制进行改革。可是无论如何，政府的调控措施都应注意弱势群体的保护，只看到GDP的增长而忽视其他，正如李光耀先生在最近新加坡大选结束后所讲的那样：“如果人民没有分享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果实，经济成长是毫无意义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