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蔡震荣认为，狭义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在实际内容上应该是一致的，只是语言表达的不同而已。且狭义比例原则在德国目前法学中的引用相当受到肯定，因此，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宜以狭义比例原则来替代利益或法益衡量。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为了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富有实效，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比较衡量是必要的，而且，在狭义比例原则均衡性判断中，比较衡量也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从非常广泛意义上说利益衡量，其实不限于公法，民法中也有适用。换句话说，凡是涉及法律判断亦即只要有法的解释，就会有利益衡量的问题。不仅公法上的解释，包括宪法的解释，只要有法的解释可以说都存在论理与利益衡量的问题。只是法域不同，可能衡量的方法也就有差异。依据利益衡量进行妥当解释的场合，必须充分注意，利益衡量不是毫无节制的恣意的。这种考虑，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利益衡量。但是如果要使人信服，就必须要进行论证说理，祛除任意性、随意性，如果不讲论理，而只会卖弄利益衡量，则是很危险的。
举一个民法上滥用利益衡量论的例子。《日本民法》第534条有所谓危险负担的债权者主义的规定。例如，特定物的房屋的买卖，还没有交付，因地震、海啸而致房屋灭失，买主是否必须支付价金？即不能归责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致标的物灭失的场合，买主是否应支付价金？依第534条的债权者主义，应由债权者负担危险。所谓债权者，在这个场合就是买主，因此，即使房屋被毁，买主亦支付价金。对此，有人进行批判说，房屋的支配尚未移转给买主，仅因缔结了买卖契约，买主就必须支付价金，实在是不合理。因此，今日的多数说认为，未交付或未登记移转时，买主可以不支付价金。但是，这怎么才能与第534条结合？抽掉与第534．条的关系，只是说债权者主义不妥当，所以危险应在交付时移转，这样简单的议论，仍然是不适当的。
这样看来，何处引入利益衡量，进行实质的判断，应该归入说服力或可接受性问题。学者自以为正确，轻率地发议论，不能说服裁判官作成判例、判决，终归没有意义。要想说服裁判官，使之得以实现，不能过分轻率地议论，应有充分的理由，即实质的理由和形式的理由，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必要的。{16}
单纯承认均衡性审查必须进行比较衡量是不够的，因为恰当进行比较衡量的方法本身也是一个既困难又复杂的问题。因为利益衡量就是比较，而比较涉及的范围则很宽泛，可能既有同位阶的法益，同质的法益的比较，也有异质的法益，不同位阶的法益的比较，同质的法益进行量的比较显得不那么困难，但是异质的法益的比较、价值判断却很费心力。因为，在理论上确立一个比较的基准和可供操作的标准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毋宁说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需要实践理性。但是这样的作法的权威性和合理性问题却不无疑问，对于能否有效保障人权也是将信将疑的！
对于这种比较衡量也就是利益衡量的方法，曾有很多学者作一详细的方法论的分析，其中集大成者就是德国法学家Alexy。他认为，比较衡量的实质是在诸多原理、价值相冲突的事件中，在哪些情况下，可以确定某一价值、原理优先于其它的价值、原理，即“条件优先命题”如何确定的问题。在Alexy看来，比较衡量的合理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优先命题的基础的合理性问题。而优先性命题的基础是一般法解释上的根据，如解释原则、法教义学的命题、先例、一般法实践、经验的根据等。“衡量法则”是一方的原理的非充足性或其侵害程度越高，另一方原理的充足性就越大。所以比较衡量的基础构造同法的基础构造是共通的。因此，只要我们不能否定自古法学命题和法的构造具有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构建比较衡量最合理性基础的可能性。{17}
宪法学说多倾向于将利益衡量视为违宪审查方法论的一种形态，也就是说作为判断基准，然而并不是基于法解释的观点。倘如此，利益衡量不必然被视为法解释，其不过是数个判断基准，违宪审查者得以选择用的技术而已。
在此观点下，评价利益衡量论的意义十分困难，因为在进行法解释时，利益衡量乃是理所应然的，而讨论益衡量时，离不开以下三点：何谓利益衡量？如何确保利益衡量的合理性？主张个人权利者与主张公共利益者之间，何者应负举证责任？
下面就利益衡量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对其作更加详细全面的说明。
（1）利益衡量与“柔性秩序”。
Alexy认为，通过比较衡量，是不能将所有的案件在理论上作出统一的结论的。如果我们硬要作出整齐划一的结论（或者说唯一的结论），那么，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固定的“秩序模式”，而其同时又认为这样固有的秩序模式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却存在一个“柔性秩序”，比较衡量仅仅受制于这个“柔性秩序”，这个秩序的构造包括：1）可以确定具体优先关系的判例；对此，其基于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来说明。先例并非具有严格、绝对拘束力，先例可以作为附条件优先命题。对于采用先例的方式应遵循以下原则：其一，支持某一先例，但如果有结论相反的其它先例，就必须引用该相反的先例。其二，否定某一先例，应该承担举证责任。其三，具有充分的论据，且可以改变原先的判例的。2）特定价值、原理大致优先的顺序。Alexy认为法律上的自由以及法律上的平等观大致优先，但是对此，法官承担论证责任，在论证过程中，如果对双方价值具有同样程度的理由，或同样程度的疑问，那么体现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价值的序列优先。{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