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民行检察监督的学理环境逐步优化。学理上对民行检察监督撇除了诸多误解和认识误区。在民行检察监督制度产生伊始，围绕着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产生了一些不利于民行检察监督深入开展的消极性观点，如认为民行检察监督是否有用公权干预私权，是否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失衡，是否会影响法院司法裁判的安定性和终局性，等等。这些观点不乏市场，而且也确实实实在在地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高速度发展。然而，实践是理论最好的试金石，上述消极性观点在实践的逻辑证明中逐渐退却，到今天，可以说上述观点已基本不存。这说明，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本质规律受到了人们的理性认知。实践证明，检察机关介入民行诉讼活动，不仅不会产生公权干预私权的问题，尤其是，不会导致诉讼结构的失衡，不会损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反而是有利于司法权威性的提升的。
其二，民行检察监督的外部环境逐渐优化。民行检察监督有别于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之点就在于，前者是单纯的法律监督，后者的法律监督则依附于其诉讼职能；前者的职能是单一的，后者的职能是复合的。由于这样的差异，就导致实践运作中法律监督权的运作机制上的差异：在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必然存在的，审判机关只能被动接受，而无法人为地区隔其法律监督职能，因为审判机关不能消除其公诉职能，而只要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职能，就可以同时行使法律监督职能，这二者是无法分开的。而在民行诉讼领域，除检察机关提出公益诉讼、其情形类似于刑事诉讼中的监督外，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法律监督权是独立自存的，其介入民行诉讼，就是为了实行法律监督，此外并无必然性诉讼职能。这就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开展增添了一道额外的制度性阻力，此即：检察机关介入民行诉讼领域，要首先获得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的首肯和配合；如果法院不予配合，检察院则无以进入民行诉讼领域，而检察院被排除在民行诉讼领域外，在诉讼构架和程序外观上并不影响其诉讼结构的成立。既然不影响诉讼结构的成立，法院则可以在单方面行使审判权的基础上，将诉讼活动推行到底。如果说，在刑事诉讼中，离开检察院的介入，法院的审判活动原则上就无法推展的话，那么，在民行诉讼领域，法院的审判活动完全可以在撇开检察院介入的情形下进行。这就为检察院开展民行诉讼法律监督增加了被动性因素，以至于在检察院和法院所形成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处在失衡的监督关系模式中，单靠检察院自身的因素是难以矫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的。为此，就需要引入第三种力量，以矫正被监督者主动、监督者却被动的失衡关系。用来实行这种矫正行动的外在力量，乃是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人大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自2001年7月以来迄今，全国已有16个省级人大出台了加强诉讼监督或法律监督的决议[4]。至于省级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通过的类似决议，则为数更多。由此也推动了人大监督工作的新发展，缓解了人大因缺乏个案监督权所长期形成的监督困境，开辟了人大监督工作的新境界。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之间的衔接机制作为重要课题被提上研究日程。当然，人大对检察监督的支持和推动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确保了监督环境的日趋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