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1997年释字第422号涉及行政院令及內政部函，以固定不变金额作标准，推计承租人之生活费用，是否合宪？其解释为：“宪法”第15条规定，人民的生存权应予保障；第153条规定，国家为改良农民之生活，增进其生产技能，应制定保护农民之法律，实施保护农民之政策，明确揭示国家负有保障农民生存及提升其生活水准之义务。《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即属上述“宪法”所称保护农民的法律，其第19条第1款第3项规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据者，耕地租约期满时，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目的即在保障佃农，于租约期满时不致因出租人收回耕地，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及生存权利。行政院于1960年12月23日以台49內字第7226号令及內政部1983年11月1日73台內地字第266779号函，关于承租人全年家庭生活费用的核计方式，迳行准用台湾省(台北市、高雄市)办理役种区划现行最低生活费支出标准计算审核表(原役种区划适用生活标准表)中，所列最低生活费支出标准金额的规定，以固定不变的金额标准，推计承租人的生活费用，而未斟酌承租人家庭生活之具体情形及实际所生的困窘状况，难谓切近实际，有失合理，与“宪法”保护农民的意旨不符，应不再援用。这一解释不仅把“宪法”生存权的权利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民生政策两者结合起来，审查相关行政解释内容是否合宪，而且有具体的分析，以此判定，相关行政解释不符合“宪法”保护农民的政策要求，因而要求不得再援用。该号解释所提及的“宪法”第153号政策也在“宪法”第15条的生存权保护范围内，[21]因此具有可适用性。
另外，在1999年释字第472号解释中，大法官会议承认，立法机关可以依据“宪法”政策规定对个人基本权利予以限制，要求公民履行金钱给付的义务，立法机关有较大的裁量权。这里没有提到与“宪法”政策相对应的“宪法”权利，但实际上隐含着默示性的“宪法”权利即“健康权”。[22]同时强调，立法要受“宪法”第23条的比例原则拘束，防止其过度侵犯个人自由权利。把“宪法”政策和“宪法”比例原则结合起来，可以达到二者兼顾的效果，既实现保护弱者的政策目标，又不过度侵害个人自由。这一解释与前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用的方法比较接近。2004年释字第571号解释则把“宪法”政策和平等原则结合起来适用。既肯定在落实“宪法”政策方面立法机关有较大的裁量权，又强调落实“宪法”政策的立法措施也要受平等原则的拘束。这些与前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审查方法基本相同。
综上可见，尽管宪法的民生政策直接适用困难，但把宪法的民生政策与相关权利条文结合起来加以适用，使之能拘束立法机关从而保障民生。二者结合适用有下列几种不同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