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显失公平的体系定位：原则与规则的识别
上文关于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诸种学说表明，学者对主观要件的理论纷争，在根源上，起因于对显失公平与法律基本原则、乘人之危及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见解不一，进而引发显失公平在整个私法体系中的错位问题。为此，有待运用体系解释方法，首先在私法理念层面追根溯源，分析显失公平与法律基本原则的关系；其次在“合同的效力”框架下，分析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的立法安排；再次需厘清认定显失公平与具体规则（或称完全法条）之间的关系。
（一）显失公平与法律基本原则的关系
如前所述，单一要件说认为，显失公平制度可以规制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而修正的二重要件说认为，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的要求，仅满足客观要件也可构成显失公平。梁慧星先生把显失公平作为暴利行为的类型之一，置于公序良俗原则之下进行讨论；[18]还有的学者直接将我国的显失公平立法称为“显失公平原则”。[19]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显失公平是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的产物吗？抑或其俨然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对此，笔者的观点如下。
第一，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上的“帝王条款”，是司法者据以解释、补充、协调法律的授权规范，但它具有较强的弹性，依诚实信用原则来认定显失公平容易形成“向一般条款逃避”的不良现象。并且，在我国，由于公平原则的确立和存在，[20]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范围应排除公平范畴部分，而注重对活动或行为本身是否衡平合理的判断。[21]
第二，纵观近现代的总体趋势，显失公平制度不再委身于公序良俗原则之下，其非公序良俗原则的产物。在立法体例上，《法国民法典》第1118条将显失公平列人意思表示的瑕疵，而未直接将其置于第6条公序良俗原则的射程范围之内。虽然《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在体系上将显失公平归入违反公序良俗，但德国的此种做法为其他国家（如《瑞士债务法》第21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448条）所抛弃。并且，德国法视显失公平为一种典型或严重的违反公序良俗行为，因而归于无效，此举也被后世立法修正。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第72条的公序良俗原则之外，另于第74条单独规定显失公平，明令显失公平行为得被撤销或减轻给付，此与违反公序良俗之无效行为明显有别。依梅仲协先生之见，[22]显失公平虽与违反公序良俗相似，但却不是一种特殊的违反公序良俗行为，二者是独立的法律制度。
第三，显失公平规则不是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而是公平原则的具体化。作为“实质的法律思想”，法律原则往往被描述为正面的指示标准和法律的正当化决定，它是法理念在该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特殊表现，并借助立法及司法（特别是司法）而不断具体化。[23]在形式上，法律原则是“不完全法条”，须经过多层次的具体化而最终表现为区分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的“完全法条”（即严格意义上的“规则”），从而得以执行和落实，以免沦为摆设或空洞说教。在私法体系中，公平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而显失公平规则（如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合同法》第54条）是公平原则的反面规定和具体化形态，它尚不具备法律基本原则的显赫地位。
（二）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的关系
我国《合同法》第54条把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共置于“合同的效力”规则体系之下。值得追问的是：区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有无必要呢？对此学者分歧较大，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乘人之危和利用对方的无经验、轻率一样，都只是显失公平主观构成要件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其核心问题仍然在于它们客观上导致了合同内容的显失公平。据此，乘人之危没有必要作为单独的可撤销行为的原因而存在，它作为显失公平的一种具体类型，完全可以合并规定于显失公平之中。[24]与前述观点截然相反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立法同时规定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是没有必要的，在对显失公平的认定以程序性不公平为标准的前提下，乘人之危完全可以包含显失公平，显失公平制度不应单独列为合同可变更可撤销的理由。[25]第三种观点认为，规定显失公平弊大于利，而且显失公平规定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相关规定代替，即显失公平中“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的情形与乘人之危完全可以进行合并，将其规定为乘人之危行为；而将“一方当事人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显失公平情形认定为欺诈，用欺诈行为代替之。[26]第四种观点认为，《合同法》把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作为显失公平的原因，改正了《民法通则》中对原因的处理（无效）重于对其结果的处理之立法缺陷，把显失公平的原因和结果的立法处理统一在可撤销的基点上。乘人之危立法只是对显失公平的原因的立法，它是显失公平的具体形式。[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