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这句经常被人作为地方自治主张之根据的论述，只是针对权力起源而言的，即政权产生自由小（个人和地方）到大（君主和国家）的联合，联合的目的是弥补个人物力与德性之不足。但柳氏绝非地方自治的提倡者，他主张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郡县制，反对“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因为非加强君主强权无以防止“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天下乖戾”，{3}质言之，即“明智有力者运强权以行公理”。{4}一方面是个人与地方作为起点，另一方面是天子作为终极统治中心，这难道不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800多年之后提出的契约论“利维坦”？

　　柳宗元的权力地方起源论同样成为顾炎武的立论基础，顾氏进一步提出，“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5}因此，顾氏的政治权力运行观也是以地方为中心的，易言之，欲使天下安定，应当首先从完善乡里基层组织开始，使政权的运行尽可能贴近民众和地方。顾氏在以《日知录》为主的各种论著中具体构想了地方制度的框架，基本上也是恢复古乡亭之职，建立自足的地方自治组织，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张是尽人皆知的，这也为冯桂芬的地方自治主张提供了基础。秋风曾将顾氏的理论解读为两个主张：一为社会自治，使乡里基础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和伦理维系作用，二是分权给地方，实现地方政府自治。{6}顾氏更进一步分析了政权体系的自治如何是可能的，他借用晋代名臣荀勗的话，“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这才是治道的“探本之言”。{5} 378可见，顾氏自始至终主张地方自治，[4]这是不容质疑的。

　　从以上论述出发，还可以回溯到老子的自治理论。老子将“天下”视为“非可为”的“神器”，“为者败之；执者失之”，{7}因此，其“无为而治”的警诫对象显然是“皇帝”或“中央政府”，言外之意，中央无为，而地方自治，政府无为，而民众自治。老子将其自治分为四个方面：“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7}与顾炎武和冯桂芬不同，老子所谓的“自治”主要不是自我治理的政治技术，而是一种自在安然的修养境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2000多年以后亦曾用“直接出自上帝之手”{8}来描述美国的乡镇自治，这与老子所谓的“神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文采取倒叙方法回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方自治观，从学说的内在逻辑来看，中国传统社会不仅存在地方自治思想，而且其论证自治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这不仅由于后世的论者在提出自己主张时往往引用前世论者的话语，更在于这些不同时代的论者所坚持的核心思想具有同质性。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论者除了追溯中国古制中的地方自治因素外，[5]也曾总结和归纳中国地方自治学说史，其所跨时间之广、内容之细致与全面，[6]实在令人赞叹。

　　二、中西地方自治观的差异

　　在中西地方自治观的对比中客观界定中国传统自治观的特质，是准确认识其近代嬗变的前提，笔者尝试着从社会环境、实质内容、外形以及内部结构四个方面归纳之。

　　（一）乡村的自治观与城市的自治观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是农业社会，人们生活的重点或主要范围在乡村。按照费孝通的分析，“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为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9}这种状况与老子的理想图景是相互呼应的。正如后面将要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自治观念在内容、外形和结构方面都无形中打上了乡土社会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