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刑罚程度呢？看似容易其实并不简单。这还得从罪名、罪行和法定刑及其相互关系谈起。罪名是某个或者某些罪行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和称谓。罪行是具有特定犯罪构成且配置一定法定刑的行为模式，或者符合特定构成要件起码要求并适用一定法定刑的现实行为。法定刑是立法者为某个或者某些罪行所配置的刑罚或者刑罚幅度。现行刑法共规定445个罪名，下辖869种罪行。其中有129个罪名只涵纳1种罪行，其余316个罪名分别涵纳2～5种危害程度不同的罪行，约占全部罪名的71％；对于后者来说，罪行是罪名的下位概念，是犯罪的最小单位。一种罪行配置一档相应的法定刑是我国刑法关于个罪的立法模式。现行刑法共规定37档法定刑，分别配置给869种罪行。某档法定刑配置罪行的多寡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仅适用于一种或者几种罪行，有的适用于十几种或者几十种罪行，只有“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档法定刑适用于107种罪行。罪名、罪行和法定刑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清晰的认识，量刑公正无从谈起。
在37档法定刑中，有1档是“处死刑或者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定刑，有1档是“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共适用于31种罪行，约占全部罪行的4％。其余35档是单一有期徒刑或者包括有期徒刑的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其中：单一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有12个档次，适用于370种罪行，约占全部罪行的43％；包括一定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多刑种法定刑共6个档次，适用于95种罪行；包括一定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或者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多刑种法定刑共有17个档次，适用于373种罪行；两者相加，约占全部罪行的54％。由此可见，多数法定刑的内部结构是相当复杂的。
根据《刑法》第62条规定，既然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是从重与从轻处罚情节的适用范围，那么将它们划分为从重与从轻处罚两个量刑空间便是顺理成章的。那么两者的分界线在那里呢？由于该法条尚未明示，于是刑法学界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中间线论。该论认为，既然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具有明确的上下限（法定最高刑与最低刑），在法条没有例外规定和相关立法解释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和基本常识来理解，因而“中间公正”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推导；只有以法定刑中间线为从重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量刑偏差的问题。另一种观点是基准刑论。该论认为，我国法定刑幅度过于宽泛，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失控，从而导致量刑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偏离法定刑中间线另行确定从重与从轻处罚的界线，才能解决量刑偏差的问题。甚至认为基准刑是针对具体犯罪而言的，不同的犯罪案件具有不同的基准刑；准确确定基准刑，是量刑公正的根本保证。[2]由此可见，实现量刑公正是以中间线为支点，还是以基准刑为根本保证，便成了量刑改革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