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解释法律时，我们在坚守上述基本原则的同时，倡导由概念思维方式转换到类型思维方式。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与法律发现中，必须回溯到制定法所涵摄的类型，回溯到作为制定法基础的模范观念。唯此，才能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求法律正义，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刑法解释立场的厘定
（一）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
法律理念（或源自于它的普遍法律原理）与拟规范的、可能的、立法者思维上所预期的生活事实相对应（调试，同化）。一方面，法律理念必须向着生活事实开放，它必须实质化，具体化，“实质化”——另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理念化，规范化——概念式地予以形塑，“建构化”。立法者综合一群生活事实成为一个以概念方式加以表示的“构成要件”，并对此规定一个法律效果，这群生活事实在一个被认为“重要的”观点下被视为是“相同的”。[19]（P36-37）而基于以上分析，要寻找法律的真正意义，应将其置于现时的环境中，在法条文义合理范围内，寻求法律规范与具体的生活事实相互“对应”，从而进行刑法解释的操作，这应是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刑法解释建立在坚实的法理基础之上，是刑法适用的前提性设定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刑法之解释在于使所发生之具体事实，能适当的妥善的获得解决，以达到制定刑法之目的，是故解释之于刑法犹如营养之于生物，至少可延长其生命，使其适用为可能。亦可谓刑法系由解释而生长而发展而醇化。”[20]（P2）
从刑法解释产生的路径上看，在宏观上，要求遵循合目的性原则指导下的对立法文义涵摄的恪守；在微观上，要求采用正确的解释方法以保证刑法解释不超出文义涵摄，由此而生的刑法解释才具合理性、合法性，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意旨。同时，在思维方式上，倡导由概念思维方式到类型思维方式的转换。此外，刑法解释的方法对刑法解释的形成意义重大。“刑法乃立法者将抽象之行为形态，形诸于文字，以便适用将来可能发生之个别事件，是以刑法之解释遂成为适用刑法之必要步骤。惟刑法之制定遵守罪刑法定主义，故刑法之解释遂不得不特别重文义，以免因解释法律之结果而创立新的犯罪，此所以刑法条文之解释，不得不采用严格解释方法。”[21]（P20）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都可以称为严格解释方法，论理解释又包括当然解释、限制解释、扩张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刑法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刑法解释的对象决定或者影响刑法解释方法的选择。所以，如果文义解释能够达刑法解释之目的，即适用文义解释方法。反之，则应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适用诸如扩张解释等论理解释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