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这些征兆是模糊的、相当不清晰的。之所以说它们很模糊，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人们到底在拿今天刑法的状况和刑法的哪种状况相比，并作出评价？如果他们是在和历史上的模式相比的话，那么，我认为，若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人们可以将历史上的模式断定为是错误的。当然，启蒙运动取得了巨大的功绩，比如，它促进了国家刑罚之形式、内容和执行的人性化改造，这一成就是必须得到承认的。但是，在1813年的《巴伐利亚刑法典》中规定了死刑、链锁刑（Kettenstrafen）[17]、惩役刑和劳工刑、身体刑、刑柱（Pranger）和封闭式监禁。这个1813年刑法典，在我来看，是根本不配用来充当我们用来比照的样板或模式的，它与此相距十万八千年。倘若我们历史性地看待我们今日的刑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尊重人的自由、尊严以及对罪刑均衡的理解这些方面，我们今日的刑法在根本上要远远优越于近代以来的任何一部刑法。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所说的模式乃是一种设想的理想状况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为什么刑法的这个理想化的状况，就要比完全没有施加痛苦，也就是完全没有刑罚的状况要好？（针对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要回答、论证“是否”，比回答、论证具体的“如何”要难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要先论证一下“是否”，那么，这些将刑事政策限制在法治国和人的价值范围内的诸种范式，也就无异于我们所认可的那些宪法原则。当然，刑法所涉的范围要尽量的窄，刑法的内容要以罪责原则为导向，这些信条依然是适用的。然而，这种信条不过是一种在价值上成立和可以成立的要求，而绝不是一种可以让人注意到的迹象。具体来说，如果谁以为，现实中或计划中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刑法也许可能一度处于一种较之于今天而言问题更少的状态，那么，他也以为错了。
此外，在我们已经提到的1813年《巴伐利亚刑法典》中已经生动地表明：如果某个人满足了某犯罪的构成要件性前提，那么他经常会遭受到严酷的法律后果。[18]当我们今天的立法者在制定像缠扰（Nachstellung）（《德国刑法典》第238条）[19]、滥用保险（《德国刑法典》第265条）这种构成要件时，从其条文中表述来看，也包括具有社会相当性的举止方式，之所以这样规定，也是因为，鉴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将轻微行为施以严厉刑罚处罚的危险。简言之：今天，我们虽然在颠簸不平的弯路上踉踉跄跄地朝前走，但是我们并没有走在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尽管如此，为了应对刑事政策调控的过于仓促和冒失，在我看来，按照阿梅隆（Amelung）的建议，在刑法法规上，还是需要取得议会的适格多数的同意，[20]这样也许才是更有意义的。
最后，还想提一点个人的建议：在讨论什么是正确的刑法这个话题上，刑法教义学者肯定是有能力来适当地回答相关的技术问题的。然而，在针对构成刑法之基础的各种范式的一般的民主讨论中，教义学者是拥有特定知识的群体，这点也许使得他们不同于其他公民，但是，就如痛苦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的那样，这点也并不能和教义学者的道德修养划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