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为了实现法律语言的规范化，从而力臻规范性之境，需要法律共同体中两类成员的协力奋斗。一类是职业法学家们所形成的法律学术共同体。他们通过著述和讲授，形成大家通约的法律学术语言，也就是法典和司法的应然工作语言。法律学术语言是汉语世界法言法语的源头，也是正式法律用语的试炼形式。历史而言，它们首先经由学人的翻译提倡，引入和培植于国中，然后为立法机构所采用，最后表达为中国清末、民国和此刻的正式法律语言。因此，对于法学家们创用的、有时甚至是很生僻的法律语汇，尤其是在介绍西方世界法制法意与概括生活世界的新型体制之际，由于找不到对应的汉语词汇而不得不生创的语汇，应当抱持宽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的语词背后所潜含的是意义，意义表达的是思想，而思想要借助于语言才能够传布于文明共同体，流布于每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没有语言实践的自由运用就没有思想的自由，也就没有法意的创发，进而有运用语词来组织规范，藉由规范以网罗事实的法律实践。而一个缺乏创造生机的法意体系，终究难以实现事实与规范的良性互动，无法促成生活世界和规范世界的有机协和。如同百年之前，中国仍然需要此种连缀、沟通的辛劳实践，而一个事实与规范对应贯通、法制和法意和谐不悖的“中国”，不仅是理想人世的历史前提，更是惬意人生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从事法律实践的法律家们分布于立法、司法和政商法务各界，同属这一表意系统，而另立一社群。其与法学家社群的区别在于，对于法言法语而言，这一社群更多地具有“应用”属性，而非志在进行学理性研讨，亦无担当学理研讨的义务。如果说前者身役其中，必须深究法意，竭力推展汉语的法意表达能力，有时候不得不究义决疑，因而难免“创造”和“求新”的话，那么，后者在创制法律、适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实践中对于法言法语的运用，则当力求规范，中规中矩，避免生拼硬造。“生拼硬造”的任务及其骂名交给法学家们。毕竟，虽然同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但担负有别，任务各异，因而其志其业，亦有分梳，方为正道。就刻下中国的语境而言，前者执掌法律从业者的启蒙和训育职能，享有传播和灌输法言法语的知识权力与言说空间。后者倚靠政制，各享其权，垄断性地使用法律媒介，一方面竭力以法言法语包裹法律实践，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将党政理念和官场流行话语带入法律讨论。特别是后者需要应对眼下的现实难题，立足于法律专业立场和党政利益之间，为具体立法的正当性和司法的合法性提供解说，因而，不得不采用党政说辞和流行话语，有时候，可能反而为法言法语开辟了一条联结生活世界的自新之路。
理想的情形是，两大社群流转不息，从各自视角审视法言法语，在份内工种中运用法言法语，于各有分工中分享其法意，提粹其精义，使得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仅是一个话语的共同体，而且是一个意义的共同体，形成一个民族国家和文明共同体法律社群的整体性阵势。以此度之，则当下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完全形成一种整体性阵势，因而才会有法律“学术界”与“实务界”彼此隔阂、沟豁森然的对垒之势，而呈现出法律家恃权操作、法学家纸上谈兵的分立局面。一方面，此为常态，讲述的是法律社群劳动分工的故事，道出了术业有专攻的科际格局。另一方面，毕竟声讯阻隔、壁垒森严，于“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营造“事实与规范”的流转不息，从而形成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三元一体、协和不悖而言，则又非为福也。究其原因，则“实务界”以“官府”自恃，将权力凌驾于学力，实为基本因素。近些年来，一些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专家参与证说，不少案件陆续公开披露，激发了法学家群体的建设性批评热情，使得双方的互动和沟通有所增益，法学家们单向被动接受官方教育的格局开始松动，不论是就改善法制状况而言，还是就经由互动而实现沟通，从而砥砺汉语世界分享共通的法言法语来看，均为一种积极信息和向好势头。
也就因此，延伸开来，尚需指出的是，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法律家，面对当今中国万物皆变的大转型时刻，都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鉴于语言，包括法律语言、法律表意系统在内，均紧随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循沿时代流向的转型而变形，因此，有些语词将会逐渐老去，废而不用，而一些新的法律用语却会应运产生，蔚为主体。虽然法律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守成性作业，法言法语的核心语汇早经千年以上的磨砺，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轻易淘汰，或者出现根本之突变，但是，知识更新和理念跟进，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凭藉法意、供役法制、服务社会的前提。置此情形下，不论研究者还是实践家，其得运用而借以认识当下事物的知识，可能属于昨日法学院训育的遗存，它们隐而不彰地作为一种博兰霓(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意义上的“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或者“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决定了你对于当下事物的认知和态度。[14]在下于法学院做了30年学徒，蹉跎半生，却一天不曾离开过“教书匠”岗位，面对滔滔高论，细听滚滚傥言，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许多法律从业者，特别是很多法律界的官员，其所使用的表意系统及其背后的知识储备，多半是20年前或者30年前“学院训育”的产物，虽经岁月流转，而底子就那么多，一开口，哪怕名词翻新，而旧意仍在，一听便知也。其间，藉由媒介，如电视、报章、通俗杂志和机关刊物，也陆续获得一些新知及其话语，但是，总的来看，其知识结构和表意系统均为法学院训育的遗存，夹杂着“机关工作”的新型附加物而已。晚近一二十年来，汉语法律文明的新进展并没能入耳达心。因而，置此情形下，官员们因为手上有权力，获享话语权，甚至是垄断性的话语权，可能觉得自己是在陈述新知，鄙夷法学家，但在前沿学者看来，其言其说，不过是小儿科，一听就知道那不过是法学院训育的遗存加上报章耳食的杂烩，当年凯恩斯早已说破。[15]
由此推展，笔者意欲申说的是，当今中国，探讨法言法语的规范性，以期形成完备而成熟的现代汉语的法律表意体系，应当力避行政或者准行政性手段的垄断性运用。希望经由行政手段，如颁布“规范化用语”而进达规范性，恐怕此路不通。特别是希望通过授权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委员会，以及通过编订一部《规范法律用语词典》的办法来实现规范化，初愿未尝不善，但可行性既差，则效果可想而知。无他，因为语言本身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砥砺成型的，往往需要数代人的提炼和抽象，才能约定俗成，广为传布，进而达成共识，成为分享的表意系统。今天如想通过行政或者准行政手段，于仓猝之间强力推行，显然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毋宁，藉由学界讨论与官方倡议，特别是经由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大众选择过程，慢慢达成共识，而于法律实践和法学教育中逐渐形成分享的汉语文明法律表意系统，才是明智而可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