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百多年前移植而来、逐渐累积、沿用至今的这一套表意系统，其于中国社会这一“身体”而言，完全是别人家的“衣服”，即当时的西方社会生活的规范形态。当其时，这一套表意系统状述的是历经三数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发育之后的规范形态，而中国民族、中国的社会生活还没有达到这一表意系统所描述的发展阶段，或者发展形态。仓猝之间，不得不采用这一套表意系统，以工商资本的法制全面笼罩于小农社会，以形成一种以现代法制为骨干的现代国家形貌，犹如穿上了别人家的衣服，虽然不合体，却又只好穿，因而，“衣不蔽体”或者凿枘不投，遂势所必然，不得不然，有所然而然。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海峡两岸虽立法不少，现代法制形态基本齐备，而“有法不依”与“违法不究”并行，恰为一体之两面，究其原因，纷繁复杂，而此为因素之一，则无疑义。其实，道理原极简单，即这一套表意系统在欧西历经数百年之试炼而后成，其所表达的是另外一方水土的社会生活，与当时中国的生活形态与国民心性难以沟通，甚至完全不搭界，彼此厌恶，仓促间拉郎配，则尴尬可知，继受一方由此暂时受害，也是势无可免，此为转型时代中的必然景象。[5]
职是之故，现今汉语世界“法言法语”中存在的诸多表述问题，其历史源头均可溯及于此，而有赖于生活世界与规范世界的逐渐磨合，以致日渐贴切，终亦必“天衣无缝”。如果说像“公司”、“法人”、“国家”这样一些词汇早已在中国的生活世界中落地生根，为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中的公司、法人与国家所落实、释证和印证，从而成为汉语法律词汇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种纯然地道的汉语表述的话，那么，还有众多的舶来语汇所表达的意义在中国尚无对应的实体，如当年见诸文字的什么“警察国”、“法治国”与“文化国”，今日的judicial review和affirmative action，均属此列，有待于“事实与规范”的持续互动以提供大众话语选择。
还有一种情形，同属“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衣不蔽体”，也同为规范超前所致，但却事涉广大，非此刻“法言法语的规范化（性）”论题所能简单框含。比方说，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游行示威和集会结社权利，等等。凡此语汇及其命意，大家知道，在中华大地早已不再陌生，虽僻壤愚叟，亦且耳熟能详，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学课本里也都曾学习过、憧憬过。然而，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却多半无政治常态下对此加以切身历练的机会和经验，或者说，现实生活并未提供充分兑现凡此公民自由之权利能力的机会，因而，法律语词所表达的社会生活的实体不免虚空，以致同样形成了“衣不蔽体”或者“无体可蔽”的情形，导致法律语意系统长期虚空不实，“事实”和“规范”各自引颈相望，难得团圆。此种情形虽非“法言法语的规范化（性）”这一命题所能独力涵括，亦非这一命题所能解决，但却是现实社会政治进程不可回避的，因而，终亦必反映为语词的“所指”与“能指”的紧张，而同样有赖于事实与规范的持续互动以曲为转圜。
职是之故，今日以“法言法语的规范化（性）”为题，推敲其命意，琢磨其精准、概括和雅致诸项性状与功能，从而希求在此基础上提澌汉语法律表意系统的专业性、表达能力，乃至于优美和雅驯，根本源头就在于近代中国出现了这种“事实与规范”的脱节，使得表意系统与它所要指向的实体之间常常只能“引颈相望”，而非契合无间、二元一体，道出的是“中国”这一浩瀚时空中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脱节，而“中国”原本应为凡此三位一体的文明时空。正是这一背景，使得这一话题呈现为一个课题，进而迫使我们不得不接着深溯法律表意系统的语词类型及其来源，于此历史向度中抉发其难题所在，洞察其隐微而曲妙之处。
二、三类法律语词：成因
对于日常法言法语的爬梳显示，一般而言，法律表意系统主要由以下三类语词所构成。
第一类是所谓的事实性语词或者描述性语词。事实上，所有的法律语义系统中首先出现的均为事实性概念，而载述、反映了特定的生活形态与社会情状。正是藉此语词，法律从业者始获描述生活的概念工具，进而认识法律规范的对象，从而有的放矢地建构规范和运用规范。
大体而言，这一类语词描述的事实主要包括三种，即行为、事物和性状。杀人、伤害和盗窃，共同海损，代理与索赔，犯罪中止或者既遂，宣战与媾和，开庭与休庭，德国法上所谓的“法律行为”或者“交易”，凡此种种，例属行为。刚才言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动产与不动产，包括芯片与电子书，国民、公民与选民，以及原始出票人（prime maker)、共和政体、最高法院及其配饰法袍的仆从等等，属于事物，包括作为制度的事物。因而，它们可能是实体事物、主体性事物或者制度性建构，不管属于何种事实类型，均为一种事实性存在，一种凡此语词所描述的“客观”存在。而故意抑或过失，国民美德与国家的德性，法官的职业操守和民族精神等等，则属于心智与心性，反映凡此事实的性状。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凡此性状同样属于所谓的事实。若说区别，则故意与过失属于所谓的“心理事实”，而“恶性”、“邪恶”和“淫荡”，一如国民美德与国家的德性、法官的职业操守和民族精神以及法律信仰等等，则为所谓的“道德事实”，如同“法人”同时概属所谓的“拟制性事实”。因此，即就宽泛意义上的“事物”而言，已有六类，依次表现为“客观事实”或者“自然事实”、“主体性事实”、“制度事实”、“心理事实”、“道德事实”和“拟制性事实”，等等。
凡此行为、事物和性状所构成的“客观事物”，随着社会生活的发育成长而逐步出现，并随着社会生活本身的损益而变迁。实际上，放眼四望，虽然法系有别，时代迥异，而它们大同小异，正说明法律作为一种关于自由的规范，所要网罗和调节的正是这些“客观事实”，展现了规范世界对应于生活世界的普遍性特征，人类以“自由的规范”因应着“自然的规范”的一般进程。不过，也正因为是“逐步出现”和“法系有别”，因而，置身晚近全球化和法律移植的背景下，至少就中国而言，有些概念首先呈现于规范世界，但在生活世界中却未必一定具有对应的“客观存在”（前述“游行集会”和“结社自由”诸项，可为一例）。毋宁，通常的情形是，它们先表现为规范性存在，再于规范的导引和规制下，于生活世界中逐步发育成长，最终砥砺成型。[6]当然，也可能终无所成，使得规范世界成为所谓的“一纸具文”。像前面所述的“公民权”这一描述性概念，早于百年前引入中国法制，但是，就生活世界来看，作为实然存在、与之对应的公民权利却未完全成长起来。如同“问责”，先呈现为概念，再表诸规范，而能否和是否兑现为“事实”，则有待实践的推展一样。置此情形下，汉语学人对于“公民权”等概念的梳理可能详细而周到，但事实上中国的生活世界中却并不存在或者并不全然存在这一“所指”。实然的公民权是残缺的，概念和实体遂出现了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