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是所谓的规范性语词。凡此语词，主要表达的是关于法律规范的功能预期，有关它们的政治和社会效应的指归。较诸描述性语词，它们似乎具有更为强烈的时空特性，更加受制于具体政治法律文化及其体制安排的制约。例如，“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及其派生原则“证据定罪”和“有利被告”，例属所谓规范性语词，其效力和实效多半不在它们本身，而在更为宏观的制度环境及其政治法律文化。其他种种，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诚实信用”以及“具结”、“扶养责任”和“赡养义务”，或者“不能向王宫送达传票”( summonitiones aut citationesnullae liceant fieri intra palatium regis）等等，均为其例。也正因为规范性概念旨在“规范”，意味着法律语词对于实体事物的功能预设，甚至寄寓着某种政治愿景和道德理想，因而，语词与现实的脱节遂成常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表现为自有法律规范以来，作为法律的伴生物而延绵不绝、程度不等的“有法不依”。
第三类是所谓的意义性语词。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公平”、“正义”以及“平等”、“自由”和“博爱”这类语词。它们承载着确定的价值期待，表现了具体的道德评价，同时发挥着“规范”作用，而与规范性语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集现象。即以私法上的“诚实信用”为例，此一概念不仅具有规范预设，要求当事人秉持诚信，摒绝欺诈诓骗的失德和信息披露缺失的瑕疵等等，而且表达了价值预期，即对于法律上的人类形象及其德性之维的正面建构。进而言之，其为一种道德要求而下落为法律原则，“出礼入刑”，正说明意义性语词既已表明价值预期，则功能的预设自在其中，二者共容于同一语词，堪称最为完美的法律概念。
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上述三类语词，究其源流，主要肇源于下述三种形式。
一是约定俗成。许多法律语词是在经年累月的时光淘洗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结果。在前近代时期，尤其是在普通法体系中，“约定俗成”构成了法律语词的主要创生形式。事实上，如果深溯现代西方工商社会的商事规则，正如卡多佐所言，它们可能多半演自昨日的习惯而已，换言之，乃为漫漫岁月里商业活动及其法律调整实践逐渐砥砺成型、约定俗成的结果。此于海商法规则，其情尤甚。在大陆法体系中，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得极为突出。就近代中国来看，事实上，虽然中国的法制进程主要表现为法律继受和法律移植运动，但是，许多法律语词的形成同样不脱“约定俗成”。比如，现今《民法通则》使用的概念中，诸如“合伙”这类词汇，就既非学者发明，亦非浓浓书卷气的表述，毋宁，它经由现实生活中的民间口头运用，辗转相传，积习成常，而逐渐为法典所接受。在晚近百年中国语境中，相较于其他法律语词的创生形式，总体来看，“约定俗成”不为现代中国法制所借重，实因中华法律传统伴随着政治道统的坍塌而断裂，新型法制源自继受，一切只好横空出世，不遑也无力“约定俗成”了。不过，即便如此，哪怕是继受过程中的语词翻译成型及其流布，也表现出了“约定俗成”的力量。譬如，现今通译之“普通法”，难说达雅，无法体现“共同分享之法”这一基本内涵，但因久用成习，早已成为汉语世界的一般名词，一如密尔式的“自由”无法为“群己权界”所取替，而终究是“自由”。
二是学者设定。即便是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法学家从来都是法律语词的接生婆，也是新型法律语词诞生的直接推动力。有关于此，近代德国法的“学者法”成型过程堪为典范。经由三数百年的努力，特别是整个19世纪的奋斗，德国法形成了完美的概念王国，并在世纪之交终成善果，展现为“概念的金字塔”的《德国民法典》，而为德意志的民族生活提供了贴切无间的一整套法律思维范畴。与此类似，实际上，古典中国以“律令格式”为主要载体的法典形式及其完备、精详而繁复的语词表述，同样是律学家们积劳积慧的产物，承载着三千年以上的法律文明。就现代中国而言，法学家们经由法律移植而建构现代汉语法律表意体系的奋斗，亦为适例。放眼一百年来中国法律语词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法律“继受”和“移植”成为形成汉语法律表意语汇的主要途径，而且，它们同样是法学家们孜孜合力的结果。换言之，自1905年以来，或者自更早辅助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以还，五代中国法学家和文人官僚集团的共同奋斗，方始获得这一善果。而且，在此过程中，法学家们对于语词的斟酌选用，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对于外部世界和内在生活的递次认识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自我启明的进程。自“万国法”、“公法”到“国际法”的演变史，说明的正是这一精神现象。在此，有意思的是，正常年景，中国政治传统表现为帝室集团与士大夫集团共治天下的局面。情形似乎是，官僚集团与士绅集团合则两立，分则两伤，分立之际，端在德位之间与义利两端。近代中国的法制史同样表明，知识分子与政治势力的有限合作，官僚集团与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所达成的合意，对于中国近代法律语词的现代转型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是外来移植。规范及其表意体系的跨区域、跨文化流动，例属常态。不同法系或者国家之间对于规范及其表意语词的彼此借鉴、相互移植，自古皆然，例不鲜见，而且愈往晚近，愈发频仍，乃至于有所谓的一体化征兆。其间，帝制中国法制在东亚的广泛继受、古典罗马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普通法的近世全球性流布，堪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例证。就现代中国的法律语词而言，多数基本源自移植，早期主要为经由日语的移译，以获得中文表述，后来则全面采撷自两大法系。晚近30多年来，对于英语普通法语汇的吸纳尤为强劲。但是，即便如此，笔者的观察是，不少古典中国的法律表述经由译名的斟酌，幸而得以留承。不仅类如“宪法”的译名本就取意于汉语古典文献，而辗转回乡，再赋新意，而且，即就“故意”、“过失”等类技术性语词来看，亦为古典律学的本义，更添新解而已。因此，中华法律文明看似“断裂”，实则藕断丝连，精神不灭，脉脉连绵，而于更拓新知、吸纳新意之后，焕然一新，一脉绵延。正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在此，移植的进程就是一个“学者设定”的选择过程，法律职业共同体藉此逐渐成为一种意义的联邦。由于海峡两岸在20世纪中期以还分门别径，致使中华法律文明一枝两朵，语词表述略有差异，而今则呈现出逐渐合流之势。也许，放眼长远，假以时日，俟其整合成型之日，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法律表意体系成熟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