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北欧四国瑞典、芬兰、挪威、冰岛在最近二十多年陆续颁布了强制执行法典，其中，2007年《芬兰强制执行法》共第13章460条，蔚为大观，堪称21世纪强制执行立法的典范。北欧国家选择单行法模式，除受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影响外，还与北欧独特的地理、人文和社会状况息息相关。一则，上述国家人口稀少，其中瑞典国土面积与我国黑龙江省相当，但人口仅800多万人，约占黑龙江省的五分之一，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因此民事诉讼和执行案件总量很少。二则，这四个北欧国家，均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闻名于世。社会大众诉讼需求很低，因为民事诉讼是一件无利可图的事情，执行案件就更少了。三则，出于节约立法资源和精简机构、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考虑，北欧四国根据本国国情，将民事执行与行政执行、财产刑执行实行“三合一”，采用了适合其本国自身特点、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执行体制。
最后，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澳大利亚较早实现了强制执行法的法典化。澳大利亚有联邦和州两套法律、法院体系，属于判例法传统，强制执行法是从州法开始，然后联邦法律照搬州法。澳大利亚强制执行法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中法典化程度最高、与大陆法系的强制执行法最为接近的法典。不仅澳大利亚的六个州均有相当成熟的强制执行法，而且澳大利亚联邦比英国、美国走得更远，2003年制定了统一完备的联邦强制执行法典，适应了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体现了法治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
三、单行法模式：我国民事执行立法的选择
最近十年，民事执行立法的呼声响彻了法律界。民事法学者和实务界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呼吁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两会代表和委员也不断提出民事执行立法的议案，甚至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一度将“民事强制执行法”列入机动性立法规划。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自2001年到2003年全力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先后四稿；中国政法大学杨荣馨教授主持起草了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并拟定了详细的立法理由。2010年8月在井冈山召开的“强制执行立法建议研讨会”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最高法院建议稿与专家建议稿合并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同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执行论坛也以“民事强制执行单独立法”为研讨的主题，法律界希望借助论坛这一平台，大力推进我国的强制执行立法。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立法机关作出民诉法大修或小改的决断，都不能影响也不能忽视当前法律界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即放弃吸收模式，改采单行法模式，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制定单行的强制执行法。笔者认为，单行法模式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她植根于独具中国特色、对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极具杀伤力的“执行难”的严峻现实困境之中，符合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的关系原理，以及强制执行的非讼事件性质，具有理论上的妥当性和实践的必要性，并且与民事执行立法的全球化趋势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