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颁布了七个刑法修正案，即：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1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年1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5年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6年6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9年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上述刑法修正案中的条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1）增加新的罪名；（2）同时修改罪名与罪状；（3）仅修改罪名；（4）调整法定刑，具体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一：《刑法修正案（一）》至《刑法修正案（七）》条文分布情况
上述历次刑法修正，都贯穿着决策机关过于依赖刑罚，不注重通过加强权利保护，减少矛盾根源，对犯罪进行合理治理的一贯思维方式，具体体现在：第一，通过增加新的罪名，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增设了“骗购外汇罪”， 《刑法修正案》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法修正案（四）》增设了“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虚假破产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等，或者修改罪状，如《刑法修正案》将刑法第185条的犯罪主体由原来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扩大到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等，《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的“非法占用耕地罪”改为“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罪”， 《刑法修正案（四）》将刑法第163、164条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从原来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扩大到包括“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致力于扩大犯罪圈，对于造成上述违法行为的深层次尤其是体制性原因，视而不见。
第二，通过提高法定刑，不断地加大刑罚力度。如《刑法修正案（六）》将97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从“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至“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