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木讷仅仅是表达的内敛，而不是反应慢。无论如何，都不应导致听众低估致辞者的智力和能力，这会严重损害致辞的效果。在现场，致辞者尤其要注意创造现场感，把握和掌控现场；不仅要准备应对，更要积极地利用，某些事先未预见的现场因素。他必须足够的敏感和灵活，有能力，让可能强化和支持致辞的相关即时元素及时进入自己的视野，简练且巧妙地融入致辞，并与致辞的基调一致。有时只需一两句插话或一段开场白就可以创造出这种现场感。这时，致辞者手中有或没有文稿，听众是无所谓的，他们就在现场。人是很容易“欺骗”的，也需要这种“欺骗”；[56]就像人需要仪式一样。
为创造和强化现场感，只要时机合适，特别是在大学院系这一层级（在这一层级，因师生交往互动更多，会有更强的社区感），特别是在毕业典礼，致辞者完全可以甚至应当提及某些听众的名字，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论是事先准备还是临场发挥。在其他场合，致辞则可以始于或插入现场的一些或大或小的人和事，例如之前某人的致辞，无论是表示赞同或矫情的异议。这不但会拉近致辞者与听众的距离，创造现场感和亲近感，其实也透露了致辞者的机敏和认真（他真的听了他人的演说，或看见了什么）；此外，致辞者还可能，借着这些现场话语，勾连了不仅是自己同他人的致辞，而且是这个作为整体的典礼。
致辞是致辞者主导的言说，但在适当场合，致辞者完全可以用第二人称来创造与听众的虚拟对话。只要可能，用个体的“你”，而不用群体的“你们”。即使是面对学生，院校长也要少用“你们必须”或“应当”之类的命令语气；一定要用，可以用“我们必须”，“也许我们必须”，甚或反问句。这类表达和句式更容易造就一种对话、商讨、互动的感（错）觉，造就一种社区感或共同体感。
八．结语
大学里的致辞，还有不少与修辞有关的问题应当讨论，包括如何结束。但我打住，不讲道理；并以三个限定结束本文。
本文主要基于个人经验，仅就大学里的致辞，分析讨论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修辞问题。肯定会有错误，更有其他重要的修辞问题未涉及；视角是院校长，而绝大多数演说者或典礼中的致辞者不是院校长；致辞只是公共演说中一个分支，这种经验也就很难为其他公共演说套用；更重要的是社会在变化，修辞问题也会变化，昨天的必须（例如，革命年代的高调演说和致辞）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不再必要。我的分析更多依据的是昨天的经验，而昨天不可能也不应规定明天。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也标注了本文的局限。
修辞是一种实践理性，不是纯粹理性，因此分享了其他“无言知识”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的特性。这意味着，掌握修辞需要大量实践，理解修辞也需要接触大量具体范例。本文没有提供多少例证。不仅因为大量例证未必能说清修辞的道理，容易令人厌烦；也还因为本文更希望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把大学致辞中的修辞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即便如此，本文也已表明，修辞或修辞学还没有一套可以系统推演的理论，常常还是一系列告诫和提醒的汇合。因此，本文不以提高或改善读者的修辞能力为目标，只是希望提醒有心的读者注意修辞问题，或唤起他们的经验。即使自己做不到，起码能看出来，至少免得被人“忽悠”了。
但在修辞上，尤其是公共演说的修辞，最吊诡的是，真正好的修辞，其实受众是“得意忘言”、[57]浑然不觉的。“真在境中者，从不见此景”。[58]修辞对他发生效果了，他却没察觉有修辞；让人察觉到了，常常不是好的修辞。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接受“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而最后这两点似乎宣布了修辞或修辞研究的多余和无用。
但眼下还说不清楚的，或一时还无法证明的，并不一定不存在或没有用。因此本文的意味或许是，我们需要更系统、也更具体细致地研究修辞问题，研究不同文体、不同场合甚至是不同人的公共演说中的修辞问题，而不是放弃。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长江学者。
【注释】
里尔克：“豹”，冯至［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1册（上卷），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论语·学而》。又请看涂尔干的观点：“［仪式的意义］首先是道德的和社会的。……这些仪式在道德上重新塑造了个体和群体……。”“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于过去，把个体归于群体。”“只有通过仪式，群体才能得到巩固并维持下去。”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490, 498, 502。
对这些初民社会宗教仪典的分析描述，可参看，涂尔干，同上注，第三卷。
柏拉图：《高尔吉亚》，《柏拉图全集》卷1，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页24。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调的——与“修辞学”相近——“辨术”或“文”也分享了这一传统。关于这一点，可参看，苏力：“修辞学的政法家门”，《开放时代》，2011年2期，页39-39。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4。类似地，王希杰认为修辞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王希杰：《修辞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63。
目前中国“汉语修辞研究似乎存在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太偏重于积极修辞, 也就是修辞格的研究。……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对修辞格的研究, 也较多的是停留在表面的描写上……”陆俭明：“汉语修辞研究深化的空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2期，页29；以及，“关于汉语修辞研究的一点想法”，《修辞学习》，2008年2期，页1。
柏拉图：《高尔吉亚》，同前注［4］，页333以下。
本文中，“受众”不限于现场听众；它包括致辞的视频和音频的听众，以及致辞文本的纸本和网络读者。
参看，亚里斯多德：《修辞学》，同前注［4］，页30以下。
《老子》81章。但对修辞的怀疑也还是一种“普世价值”。自柏拉图（同前注［7］）开始，“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修辞”这个词有说话蒙人或过分推敲的否定含义，与说话中肯相对立。”波斯纳：“修辞、法律辩护以及法律推理”，《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570-571。
例如，巴金：《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详细理论梳理和论证——尽管相当天真和无力——的是哈贝马斯。请看，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
可参看，尼采：《朝霞》，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11，段73。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是，希特勒的许多演说其实很真诚，并不是出于虚伪。
例如：“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邓小平文选》卷3，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4）；以及.“道德辩论只是加深分歧，而不是沟通分歧”（波斯纳：《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8。类似的论证，还请看，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页183-184；拉莫尔引证了波德莱尔、蒙田、潘恩、昆德拉以及罗尔斯等来支持或解说释这一命题。
在戴维·米勒看来，甚至现代民族国家也不过是更大的社区或社群。请看，Davi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页175。.
关于个体主义，我看到的最好的经验性表述，来自乔治·凯特伯。请看，George Kateb, "Democratic Individuality and the Meaning of Rights," in 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ed. by Nancy L. Rosenbl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1.
可参看，奥威尔：“甘地随想录”，《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页417。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修辞学》，同前注［4］，页24-25），在西方修辞学中，这通常称之为伦理感染（ethical appeal）；更细致的分析，请看，波斯纳：“修辞、法律辩护以及法律推理”，同前注［10］，页572-573。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68-69.
王朔：“与孙甘露对话”，《我的千岁寒》，作家出版社，2007年，页315。
参看，Donald Black, The Behavior of Law, Academic Press, 1976, ch.2.
可参看，波斯纳对霍姆斯“洛克纳诉纽约案”的反对意见中类似表达的分析。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3r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43-344.
李培根：“记忆”，《青年博览》，2010年，17期，页16。
例如，号称中文网络上最牛、最无厘头的水帖，“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2009月7月16日首次出现在百度的“魔兽世界”。2010年6月23日李培根校长将之纳入毕业致辞（同上注。）时，已将近1年了。
涂尔干指出，宗教仪典中本来就有一些游戏娱乐的因素，有助于释放心灵，但“假如仪式只能起到消遣的作用，它就不再是仪式了……仪式与游戏不同，仪式是严肃生活的一部分。”涂尔干，同前注［2］，页502。
“我是你爸爸”，《收获》，1991年3期。
王朔：“父亲——有时需要小心躲避的东西，——《我是你爸爸》导演阐述”，《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138-139。
“一个才尽的老作家对老腕新秀的殷切期望”，《无知者无畏》，同上注，页96。
但这不可能，也不应当。第一，致辞虽然是针对特定受众（例如本院校的毕业生或新生）的消费品，但有时对非特定的消费者也具有消费价值，并且今天的通讯发达也便利了这种消费；一方的消费不影响他人的消费，因此致辞可以说是一种公共善品。第二，即使话题没变，社会也可以通过新的表达（新致辞）来部分评价并进而监督致辞者以及他代表的机构组织的能力和绩效。第三，对于这个机构组织来说，新表达有某种广告或公关的意义。第四，新鲜对于致辞者本人也有意义，一份致辞再好，重复，致辞者的边际收益也会递减，直至为负值。第五，即使没有新的思想，但新表达还是会激励其他新的表达。以及第六，最根本的因素，在今天，基本无法保证那些值得传播的致辞不传播开来；要保密，成本会很高。
“校长的腔调——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南方周末》，2010年9月30日，版1。
例如，2005年1月14日，以经济学学者，而不是哈佛大学校长，的身份，萨默斯出席学术会议，他认为在科学与数学领域中女性比男性少的原因也许与男女“天性”有关。这一观点其实有一定的生物学证据支持，却立刻被舆论斥为“性别歧视”，引发了要求并最终导致其辞职的“反萨默斯风潮”。“Harvard’s President Wonders Aloud About Women in Science and Math,”http://chronicle.com/article/Harvard-s-President-Wonders/2110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1。
亚里士多德：《论诗》，《亚里士多德全集》（9），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654。
参看，威廉·布莱克：“天真之预言术”，《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页89。
“有人问，贯穿演说家全部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德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答道；（1）表演；（2） 表演；（3）表演。”尼采：《古修辞学描述》， 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38。在美国，有律师为强化自己法庭辩论的效果，专门学习表演。请看，波斯纳：“修辞、法律辩护以及法律推理”，同前注［10］，页591。
例如，在一些场合，方言表达会有更好的修辞交流效果。参看，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同前注［19］，pp.68-69；又请看后注54的例子。
可参看，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下卷），李晶浩、高天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662，第110段。
转引自，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56。
没有明确的出处，却在学界和民间广为流传。但毛在一封信中确实说过，“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请看，“给陈毅的信”，《毛泽东文集》卷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422。
关于近30年来《诗刊》发行量的大幅降低，可参看，“文学期刊：改革之时，要冲上去做实事”，《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5月18日，版005。
例如，北岛的诗《生活》，只有一个字，“网”（《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页24）。
例如，曾引发网络争议的赵丽华的诗，《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549209.htm>。事实上，所谓“梨花体”就来自作者名字的谐音。
请看，苏力：“修辞学的政法家门”，前注［4］。
这看似对修辞的“说服力”是个反讽，但不是。我们无法割舍并赖以生存的往往就是这些看似——实际也确实是——肤浅的道理，霍姆斯称之为我们的“不得不”（“can’t help”）。请看，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Ideals and Doubts,” in The Essential Holmes: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Speeches, Judicial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ed. by Richard A. Posn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18。此外，致辞的社会功能也主要是创造这种情感认知的共同体。
可参看王朔根据一个笔会的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一篇文字。尽管删去了太多的“他妈的”并对一些半截话做了补充，他还是感叹“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多么芜杂和泥沙俱下”。王朔：“电影《诗意的年代》中的几本声音”，《无知者无畏》，同前注［27］，页186-214。
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同前注［22］, p.346.
杨树达［编著］：《汉文文言修辞学》，科学出版社，1954年，页38-39。类似的外国的例子，又请看，“不忠实的配偶就是——不忠实的”（波斯纳：《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同前注［13］，页10。这两个“不忠实”，前者是对行为的描述，后者则是对行为的评价）；以及“他从没想过要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Lawrence Lessig, “The Prolific Iconoclast: Richard Posner,” The American Lawyer, Dec. 1999 , p.105）。
“矫枉过正”出自南朝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实事求是”则出现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这两个成语如今都主要因为毛泽东的创造性运用，成为现代汉语口语了；毛泽东甚至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7）中赋予了“矫枉过正”今天更为流行的含义。
有时甚至令人感觉不讲理，或是讲歪理；这种感受来自作者指出了一些社会事实，直接违反了我们习惯了的规范命题。出色的，例如，马基雅维利：“一切武装的先知，胜利了；没武装的，则失败了”（Machiavelli, The Prince, ed. by Quentin Skinner and Russell Pr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1）；杰克逊大法官：“我们说了算不是因为我们不犯错，我们不犯错是因为我们说了算”（Brown v. Allen, 344 U.S. 443 (1953), at 540）；以及斯蒂芬：“少数人给多数人让道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错了，而是相信自己是少数”（James Fitzjames Stephen,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70）。
“这种直白的风格常常是［……］老道的知识人建构的。”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同前注［22］, p.344；又请看，前注［47］中的例子2和3。
李瑛：“进山第一天”，《红花满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页3。
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 ed. by J. O. Urmson and Marina Sbi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965年9 月29 日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香港记者有关美国侵越战争可能扩大到中国的问题时，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说，中国人不好战，可如果美国真把侵略战争强加给“老子”，“老子”欢迎他们早点来，明天就来；他双手揪起两鬓白发激情地说，“老子已经等了十六年了！老子等得头发都白了！”公开发表时，出于“文雅”，也为了避免“好战分子”的形象，《人民日报》把口头禅“老子”全都改成修辞效果大为逊色的“我”或“我们”了。请看：“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重要谈话：中国决心为打败美帝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人民日报》，1965年10月7日，版2。
《论语·里仁》。
“我们清楚看到，人是既爱骗人，又爱被骗，因为修辞学这种错误和欺骗的最大工具，竟有教授专门研究，公然传授，还常常获得很高声誉”。可参看，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页497（引文依据英文版做了调整）。
《庄子·外物》。
Geroge Orwell, “Charles Dicken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arcourt, Inc., 1981, p.83; 中译，请参看，“查尔斯·狄更斯”，《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页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