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院庆致辞，我看到不少外来致辞者常常不清楚自己是或应向谁祝贺院庆。致辞不是首先致意该院院长，而常常是依照主席台嘉宾的官职高低，最后才轮到该院院长。这反映的不仅是“官本位”；就话语交流而言，问题是，致辞者不清楚自己该对谁、是对谁说话。这样的致辞自然容易空泛，甚至没有内在的逻辑主线和连贯性。

　　尽管是公共演说，但细想起来，致辞，甚至所有的公共演说，在不同程度，都针对了特定群体，并在这个意义上属于特定“社区”。[14]从本文开始分析的典礼仪式功能中也可以得出这一推论。在这种意义上，任何公共演说都有、也都得有某种“私密性”。不仅是内容，还涉及语言、用语和口音。奥巴马用英文，谈美国经济，要求人民币升值；胡锦涛用中文，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美元不要贬值太快。有效的致辞，一定要关注致辞的具体受众，关注他们关心的或他们还没关心但仍然或可能与之有关的重大问题。从这点来看，普世主义的致辞，由于不附着任何具体社区或群体，很吊诡，恰恰是目中无人的致辞，对任何人都没有实质意义。

　　考虑受众，有些话必须说，有些则不必说。对北大的新生，例如，我就认为，就没多少必要强调刻苦学习。这种告诫不仅一般不起作用——有几个父母不这样要求孩子，但结果很不同。更重要的是，学习一般不是他们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强调创新，今天社会对学生也不是那么要求刻苦学习了。能考进北大的，也许不是最刻苦的学生——那些最刻苦的甚至可能没考上大学，但都聪明；如果不是界定为死读书、读死书，学习其实已经是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是内在需求了。如果还需要叮嘱，对这些学生，更应当提醒他们重视自己可能因应试教育受压抑或被湮灭的潜力和才华。他们当中，至少有些人的专业方向选择是因为家长和老师的威胁利诱，或是社会潮流裹挟，甚或某个电视剧的诱惑。真正理解和关切学生，理解大学的职责和社会功能，院校长因此应当引导和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热爱，鼓励他们自我创造，而不是重复告诫刻苦学习，“从一而终”。

　　这也就是说，在诸如入学或毕业这样的场合，院校长应尽量避免重复学生早已熟知的普世（换种说法更能看出问题——漫无边际的）真理。鉴于院校长的责任，也鉴于难得的典礼时刻及其功能，他更应关注，由于种种社会原因，那些当下不为人看重甚至有意遗忘，但听众可能受用的社会常识和人生智慧。这也不要求致辞者有什么特别的洞见。太阳底下无新事，致辞者没有电话专线直通真理或上帝，倒卖些终身受用的金玉良言；但生活毕竟给了他更多、更复杂的阅历，很可能给了他——至少在某些方面——更开阔的视野。他可以，也有必要，务实地讲点人生基本道理，具体形象地限定各种流行思潮的诱惑或膨胀的政治正确。他应当给予的有关道德或理想的告诫，在我看来，只能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重叠共识，强调做人的底线；指出其他可能选项之际，也要指出与这些选项相伴随的可能结果。

　　这个标准太低了！有人会指责。但说到底，致辞面对的是广大普通学生；即使有学生希望并可能成为精英，但那也只是少数。而且，天下的年轻人通常不缺乏理想，相反至少有些学生是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走上社会，常常难得善始，也常常没有善终。对他们来说，真有针对性的关切或告诫也许就不是火上浇油——鼓励他们为事业献身，而是锦上添花——激励他们为事业而苟活。[15]而当为了事业而苟活时，其实也就是一种献身。

　　不是说致辞者完全忽视其他受众或潜在受众。随着交通、通讯的便利和改善，在流传的意义上，致辞已经很难私密了。越来越多的父母参加儿女的入学或毕业典礼；校园典礼上往往有嘉宾，校友；一旦进入网络或报纸，潜在受众还有其他院校的学生以及其他读者。这些受众或潜在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入致辞者的视野，成为准备文稿和致辞表达时的考虑因素。但要知道，众口难调，受众多了，杂了，就会有不同的期待和需求，致辞者不可能让人人满意。这种情况下，致辞者应首先并集中关注现场的学生听众，因为他们是学校或学院首要和最主要的“客户”。要防止配角侵占了主角应得的关注。

　　而且，绝大多数潜在受众与首要受众之间往往关切相近或相连。新生或毕业生满意了，他们的父母亲友就很少会很不满意；致辞若打动了本院校学生，人同此心，一般说来，至少其中某些元素可能打动其他学生，乃至一般读者。

　　但在今天，集中关注本院校学生，力求致辞的适度“私密性”，有难度。原因并不是或不完全是如今许多人胡乱归咎的：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政治话语挤占了太多广义的私人话语空间。这种情况有过，也还有。但历史的看，最主要是现代社会有两个因社会发展引出的、分别看都合理、其内在要求却难以兼容的趋势，为致辞和演说编织了一个“铁笼”，致辞者“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自由。这意味着要日益尊重并尽可能满足个人和特定群体的需求差异。除了像汶川地震或“奥运”这样特别重大的事件外，如今很少有问题需要并能获得万众瞩目了。几乎所有社会“热点”其实都不是全社会的，而只是社会中特定群体甚或只是媒体的。尤其在大学，个体主义大大发展了；人们希望自己不同，希望自己独特，希望为自己而思考和感动，希望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或由小群体分享的记忆，很自然，更希望大学致辞贴近个体自我或特定群体的日常关注和日常生活；[16]哪怕谈论国家大事，也总希望同个人勾连起来。事实上，任何人的个体性就是这些相对私密的个体经验的集合。在如今这样和平和发展的年代，在入学和毕业典礼上，坦白地说，学生有理由、也有权利不关心一些在院校长看来重要但对学生此刻并不重要的大事。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也没时间、最主要是没心情跟随并仔细辨析。世界上的真理真的太多了，并非人人都打算，甚至很多人就没打算，按照“真理”去生活——否则还需要法律吗？否则还可能有创新吗？私密化、特定性已成为今天大学里致辞受众的普遍期待。

　　但社会发展又带来了更大的言论自由和传播便利，这就使本属于特定群体或社区的致辞日益公众化了。不仅有了额外的、不邀自来的旁听者甚或“偷听者”，他们各自往往还带着自己的情境、需求和真理，即使没到场，也会以某种方式在场。致辞者不得不关注公关，关注政治正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不想无意中冒犯了他人。因此有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代现象：在这个日益强调个性的社会，致辞反而日益标准化、缺少个性了。公共言说者更谨小慎微了。言论自由的扩大导致了由衷、坦诚表达的更少。这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宿命。

　　因此，要有效履行对本院校学生的责任，今天的致辞者实在要有点“倒行逆施”的勇气。如果真的关爱，那致辞者眼中就几乎只能有是只有他们。这不是狭隘，不是放弃自身对于社会甚或人类的其他责任；而是因为，只要不是读书多了昏了头，为语词所迷惑，那么任何爱和关切就必须也必定是具体的，必定是至少是在某个方面，对某人（或某些人、某个社区或某个国家）的关切胜过对任何他人。[17]在这个意义上，区别对待或“歧视”（这两个词在英文中都是discrimination）不可避免，“爱有差等”才可能有真实的爱。所谓的“泛爱众”，所谓的“博爱”，就和“金山”（黄金山）一样，都是说着好听的，都只是走不下书本的词儿。

　　三．致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