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要什么，致辞者还要知道不要或应避免什么。要少用成语、固定搭配和常规表达；句子不要太整齐，句型不要太单一；举例不要太生僻或俗套，但又要——看似吊诡地——贴近日常生活；要少引名家名言；引，也不要因其著名或“权威”——如今是一个不那么迷信声誉的时代，而是因其犀利和简洁；引，也尽量不要提名字；提名字，也不要加“正如著名的某某家指出的”这类字样；引用古人、前人，尽可能用现代口语意译，并与致辞风格保持一致。
由于说话的修辞与阅读的修辞不同，因此致辞中要避免，避免不了也应淡化，那些更多在文字或文学作品中运用的修辞手段。双关、谐音之类的，一般别用；这些手段除非额外解释，听众很难直接感知。诸如排比和对仗这些修辞手段，理论上能改善阅读效果，也能改善聆听效果；但总体上利大于弊。这类手段常常必须显著，才能为听众感知。而显著了，就会转移听众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修辞手段显著了，即使打动人了，听众还是容易起疑，动摇听众对致辞者的信任，损害致辞的效果。因为，平常没人这么说话。
我甚至认为致辞的文字应直白一些，甚至可以唐突些，[49]给人急不择言、脱口而出的错觉，给人一种看似直话直说、实话实说、“完全没有修辞”的错觉。其实这就是修辞，并且往往是高手的修辞。[50]语言直白，便利了听众理解，节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会大大增强语言的冲击力（想想“大江东去，浪淘尽……”，想想“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想想“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以及“这样的山才真正叫山”[51]）；而且会解除听众对陌生致辞者天然会有的戒心，增强致辞者人格然后其言辞的可信度。
七．现场表达
致辞的修辞自然必须包括现场表达。仅仅在文字上注意了口语化还不够，那还只是文稿，而不是话语，只有在现场说出来了，才真正成为话语。致辞因此不仅仅是话语，而且是话语行动，[52]是“以言行事”，[53]因此也才有了前面提到的“表演”成分。注重现场的口语表达，致辞者要有现场感；在各种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下，致辞者还要努力强化和创造致辞的现场感。
除了咬字清楚、声音洪亮、速度适中等无需告诫的告诫外，我认为，在当下中国，致辞首先要注意的是说话的风格。如今的典型风格是慷慨激昂，往往某句话最后几个字，音调猛然高亢起来；也许是以此来突出重点，或是提醒或邀请人们鼓掌？这个问题在校园学生中，在演讲比赛中，非常显著；模仿电视新闻播音员、主持人或演员，字正腔圆，铿锵有力，音调和节奏充满激情，浓重的理想主义。这很可能导致，即使有了生活化的文稿，现场表达却还是非生活化的，与日常说话差距太大，太表演了。尽管近些年来，首先是崔永元已经给中国人的公共场合说话带来了可谓“范式”的变化，但在校园演说中，基本是涛声依旧。
有位美国朋友在中国参加某个会议后问我，为什么许多人的致辞或发言声嘶力竭（screaming）。我瞎猜，不敢确定，这可能与现代中国的讲演发端于群众性革命运动有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甚至江泽民，几代革命者，基本都是从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始的；1949年之后，也有不断的政治动员。而在嘈杂的广场或街头，在空旷的谷场或河畔，即便在礼堂，也没有或没有良好扩音设备，发言者也一定要拔高音，声音才能传开，触到尽可能多的听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有流血牺牲，演说自然容易激情澎湃，慷慨激昂。这是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使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中国典型演说和致辞的内容，而且塑造了现代中国演说和致辞的风格。这也许是福柯的知识谱系学一个很好例证。
这个猜想的考察可以留待他人。对于如今的大学致辞来说，一个现实问题是，既然环境、话题、内容、受众和音响设备都有了很大变化，致辞风格也应当与时俱进，至少可以多样化一些。“即使是‘依法治国’，又有什么地方规定了毕业典礼上院长就只能说一番大道理，不能说一些悄悄话？只能豪情满怀，不能温情脉脉？”
并不是刻意多样化，而是因为致辞的现场表达本来就没有一个先验的本质规定或规范要求。致辞者要务实地关注交流效果。不考虑内容和听众，一味高亢激昂，声情并茂，一定会令致辞变味。一份毕业致辞，由濮存昕或罗京（很不幸，他已经去世）来宣读，就一定比许多院校长略带口音的普通话，效果更好？也许，字正腔圆，荡气回肠，听众听得更清楚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聆听效果更好了；但这也会使某些听众觉得这不像他（致辞者）日常说话，不像是说心里话，是在念稿子或朗诵甚至表演，再一次——对致辞者身份和真诚的疑惑会损害说话的感染力。如果听众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声音上，这更会削减致辞的主要功能。致辞，和做其他事一样，不能只关心想象的收益，更要考虑减去成本后还有无收益；不能只考虑一方面的收益，必须综合平衡成本收益。
出于这一考虑，除了撰写文稿时注重口语外，实际致辞也应坚持口语。这意味着，在目前很多人普通话有口音的前提下，我认为，除口音太重导致听众听不懂外，致辞者无需刻意修补、掩饰自己的口音，更不应换个致辞腔调。这种努力与实际效果往往负相关，尤其当听众已经熟悉致辞者口音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没有因其方言口音而减少其演说致辞的力量。相反，当年外交部长陈毅的答记者问，有两个版本，最打动人的，恰恰是那个“川话版”。[54]
从听众心理看，一个人说话的口音和风格统一涉及到一个隐含的、言说者人格统一的问题。院校长致辞与上课或日常说话腔调不一致了，这实际是在推开听众，有意拉大了双方的距离。如果致辞者说话“跩”起来了，口音、语气、腔调都变了，听众本能地会怀疑致辞者的真诚。尽管这种怀疑，很可能是传统社会塑造出来的，甚至是蛮荒年代的人类生存环境筛选剩下的人类生物本能，没多少道理；但生理反应不听道理。
也因此，在中国目前，在大学致辞中，我反对“声情并茂”，俗称“煽情”。院校长致辞的声音和情绪都应适度内敛；尤其在入学和毕业这种现场情绪已经饱满、甚至可能漫溢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内敛的表达也更符合院校长以及相关的教师或学者身份。文稿可以深情些，致辞却一定不能煽情。深情是成年人的优点，煽情则是青年人的擅长。此外，深情往往隐含了一种分寸感，不强加于人，不过度“现场征用”听众的感情。从声音效果看，洗净铅华，返璞归真，情感的朴素力量才会充分凸显出来；尽情宣泄，缺乏余味，未必能真正打动听众。说实话，对那些不时以人类、正义、民主、人权等大词或名义发言的演说或文稿，看似激情满怀，文采飞扬，实在对不起，我的第一感觉（尽管是错觉）总是“李洪志”。
这当然意味着不能念稿子，但我还认为，致辞者也未必要背稿子。即使熟悉稿子，他也完全可以手中拿着稿子。听众期待关切、感动和信服，其中不包括致辞者的记忆力。致辞者良好的记忆力本身不会强化听众期待的那些元素，也不是致辞者此刻最想向听众传递的信息。甚至，致辞者要着力避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那种流畅，他可以选择略显木讷。因为致辞的表达太流畅了，就容易显得“滑”。若感到了是背诵，听众还很容易不讲道理地认为致辞者说话不用心或没用心；听众在乎现场感和即时感。如果致辞者的记忆力本身吸引了听众，就会冲淡聆听致辞。
还有一点，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中国人说话都还相对木讷，一般说来，即使喜欢却还是不太容易立马信任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人。因此，洞察民众社会心理的孔子才告诫学生要“讷于言而敏于行”。[55]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选择木讷是有针对性的修辞策略；也算是另一种贴近民众，“取信于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