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从来是相对于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表达者的视角、观察和思考的创造。即使看似陈旧的主题，致辞者也完全可以以些许新表达给受众带来些许新意。只要不追求面面俱到，句句正确，他完全可能突破某些习惯思维和老套，使一些本来也许不可言说的进入言说，使一些否则不很得体的变得颇为得体，使一些陈旧的思想和情感获得新的表达。
再换个角度，条件苛刻才激发创造，也支持并凸显创造，因为参照系已经有了，就在那里。音乐演奏家从来都是从给定的音乐主题演绎出华彩乐章的。如果没有大学致辞这种仪式化的场合，没有典礼对话题的制度性规定，没有受众的先期期待，致辞者的努力又能从何开始？又如何判断致辞者的努力是否有效甚或“成功”？
五．具体和超越
说个笑话；有学人下乡，看到牲口吃庄稼，赶不走，随即高喊：“快来人呀，动物吃植物了”。这是对某些知识人的特点的一个凝练嘲讽：缺乏行动力，所以喜爱呼吁；而与本文更相关的一点是，没法清楚表达，所以喜欢往大里说，喜欢用大词。
但每个人都是经验的，经验又总是具体的。因此，任何讲演（甚至日常说话），无论追求理性说服，还是追求情感共鸣，甚或仅仅想找到一个鲜活的话题，唯一的基础都是受众可直接感知的、最好是致辞者和受众可能分享的一些具体生活经验。借此，才可能在致辞者与受众之间创造一个有经验根据的、临时的情感和信息共同体，一个信任平台，进而才能让受众听进去，接受致辞者可能传递的某些信息和说理。
注重经验，注重细节，注重形象，这是有效交流的理性要求；但这背后是，即使在大学校园，在一个理论上高度诉诸理性、抽象概念和命题的环境中，由于人类的天性，支配我们理性和情感的仍然是原始人类的直观感受力，而不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后来逐步获得和培养起来的理性推演和抽象思维能力。在我们的诸多感官中，我们偏重的、感受最强烈的，仍然是视觉能力，[32]以及与视觉相关的想象力。人的本质能力不是理性。这是追求有效演说的人必需牢记的。永远要避免从抽象的概念、命题展开致辞，要努力把抽象的概念和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形象和色彩，从自己和受众分享的日常具体经验和形象切入和展开。
但分享也未必要求受众真有这样的经验，其实更多是诉诸他们的想象力，调动他们可能感受的或想象的经验。“千里共婵娟”是苏东坡的；你我也能分享，即使今天没几个年轻人真有个弟弟可以思念。有些经验细节甚至不必为真；也许只是某个或某几个听众有过此种经历，但只要其他受众根据自己现有经验或本能可以想象性地体会和感受，即可。院校长致辞时，因此，要切实理解和把握学生现有的基本生活经验，由近及远；但也要防止钻牛角尖，从仅限于个别人的特殊经验展开，哪怕这些经验是真的也是具体的。院校长，出于教育责任，在某些问题上，还应当引导学生触及和理解一些他们目前尚未遭遇的经验，这需要学生更多的移情想象，需要推理和抽象，但还是要以学生可感知或已感知的具体经验为基础。
事实上，过分追求某些经验细节的真实，有时会很糟糕。这个问题，在时下许多院校长的致辞中，常常可见。例如，为充分、详实地展示本院校的历史发展、成就或特点，许多院校长常常会一一列举本院校获得了多少国家、省、部级项目，毕业了多少博士、硕士、本科生，有多少教授、副教授，有多少毕业生当了什么“官”，有多少厅局级、部级或副部级干部，甚至图书馆有多少册图书。这些数字看上去具体，细致，但听起来会令所有人——包括致辞者——沉闷甚至郁闷，没人理会。这些数字本身一定是有定义问题的。什么算是一册“书”？什么算是你“培养的”，甚至“学生”？短期培训、退学的或自考生算不算？还有腐败下台的官员（无论你算，还是不算，对公众还都会有个无法辩白的教育伦理问题）？也一定会有统计误差。就算没有统计误差，这些数字对于致辞者试图支持的结论又有多少分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有多少听众真正关心这些数字？并由此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精确常常会钝化我们的直觉、感知力和想象力。西施、貂禅都不是三围数字的组合。
从社会效果来看，诸如此类的数字还有可能令某些甚至是多数现场听众反感，因为这里头流露了一种不利于创建情感共同体的功利心。所有学生都希望院校有成就；但即使没有成就，没有大成就，那也是母校。我们感恩父母从来不是因为他们事业比别人成功，只因为他们是——父母。
这类精确细节的另一大问题是缺乏超越性。人们是关心细节，但并非一般地关心细节。人们关心的常常是那些属于个体但他人通过想象可能分享的经验细节，借此使局部的具体经验获得一般性或超越性，不仅是当下，而且是长久的。致辞者在选择经验细节表达时，因此，要注意选择那些可寄托普遍情感的、具有一般性的细节。这些具体经验细节完全可以是建构的，即可能发生，却未必真的发生了。想想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诗比历史更真实”。[33]
顺带着，这也就部分回答了，本文为什么会从典礼仪式说起。致辞是典礼的需要，并非偶然，也不仅仅因为便利。典礼仪式的固执和持久存在，特别是在如今这个“去魅”的社会还日益盛行，意味着我们的人类天性或本能中有某种固执的超越性情感需求。我们受制于肉身。据此，应当相信，属于特定时空特定群体的某些经验有可能获得某种超越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样的表述仍打动今天的读者，不是因为其表达精确和生动，而主要因为，在特定意义上，我们就是古人；古人的经验就是我们的。能打动特定时空受众的某些细节或意象，借助于人的生物本能和想象力，完全有可能打动另一时空的受众。“粒沙见世界，片花一重天，无限在掌中，永恒于瞬间”。[34]关键在于致辞者是否敏感，是否准确，能否独具慧眼。
六．聆听与阅读
今天的致辞很少是即席发言，几乎都是先有文字稿；之后也常有读者。由于信息保存和传播的便利，对致辞的评价事实上基本是读者基于阅读的经验。这暴露了我们今天的有关演说致辞的评价标准有偏见，但一时还改不了。在准备致辞时，许多人还是更看重文稿。这种看重其实不很合适，因为现实中的致辞总是首先在现场口头表达的。尽管最后都要经听众大脑起作用，但致辞诉诸的第一感官主要是听觉。但听众接受的“声音”也不是单一或“纯粹”的，有音响、音调、音色、节奏、韵律、语气、语调等，还有方言、口音等元素。这之外，还有视觉元素，如演说者的身姿、手势、目光、表情等。因此，在西方的修辞学传统中，研究者和实践者也一直高度重视公共演说中的“表演”元素。[35]所有这些都可能强化，[36]尽管弄不好，如“口音太重”，也会削弱致辞效果。然而，这也已表明，无论如何，致辞者都不能仅仅关注致辞的文本，还必须考虑致辞的行动，不能仅仅关注致辞的阅读效果，同样也必须关注致辞的“聆听”（以及“表演”）效果。
问题在于，阅读和聆听虽基于同一文本，效果却无法统一。换言之，聆听效果好的，阅读效果未必好；反之亦然。甚至，依据我的经验，还很难甚至无法兼顾或双赢。
现场聆听获得的各类信息都是即时的、一次性的，因此是无法回溯的。由于方言、口音以及其他随机因素，有些信息的传递还是非标准化的，听众不熟悉，甚至没有预期。受限于场合，听众没法要求并掌控致辞者传递信息的速度，即使注意力高度集中，也难免“遗失”一些重要信息。演说传递的多种信息有可能相互支持，但也可能相互干扰；有些则干脆是“杂音”。这些因素都挑战听众的“聆听”，挑战他的记忆以及有效整合、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很容易出现“听不清”、“听不懂”和“跟不上”的现象，致辞效果因此打折甚至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