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运动的成功逐渐导致
宪法研究范式的改变：从价值宪法学转向规范宪法学，这一研究范式转换是
宪法研究深化的表现，它推动了
宪法研究的深人。但是它的极端形态--或许可以称之为“形式主义的规范宪法学”--却十分有害，尤其以施密特的“政治宪法学”为甚。这种学术倾向在成熟的宪政国家本不至于产生严重的问题，因为在那里，
宪法的价值受到
宪法实践的不断敲打，它承载了
宪法的精神。但是在缺乏宪政传统的国家，由于前述立宪过程中的“人民缺席”现象所导致的宪法典中的价值混乱，如果
宪法研究不加区别地一律称之为
宪法，则
宪法研究无疑会成为政治威权者言论的“复述”，从而远离学术。其导致的结果是：轻则
宪法研究失去它推进宪政的应有功能，重则
宪法研究以学术的面貌站到了宪政的对立面。
如果说成文
宪法中的精神问题已经由立宪者解决，
宪法研究者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不成文
宪法的精神问题就绝对不能忽略。这有两个理由：一是成文
宪法经过立宪程序，这一程序本身将大量的非
宪法因素挡在门外，而不成文
宪法则没有经过立宪程序，有些待审规范甚至没有进人“国家行为”程序，只是掌权者的“家法”；二是成文
宪法有形式标准的约束，宪法典本身已经祛除了相当多的非
宪法内容，而不成文
宪法则没有这一约束。由于不成文
宪法的上述两个缺陷，不成文
宪法研究如果忽略“
宪法的精神”，就会产生“
宪法”与“非
宪法”甚至“反
宪法”之混同，使
宪法变成一堆相互矛盾的宜示。一旦学者与权力共谋，则极有可能产生“学术
宪法”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实践中，则可能导致“非
宪法”架空
宪法，使宪政永远可望而不可及。
那么，什么是
宪法的精神？这当从
宪法的价值取向与特殊功能来观察。
最清楚不过的是，
宪法的根本价值是保障人权，这可以从立宪者的目的中直接导出。立宪行为的前提是每个人（拟议中的共同体成员）都是自由的，他们以自身权利为目的而采取一项共同行动，成立共同体，创立（或者改变）关于国家机关的规则，这一行为的规范结果就是
宪法。略知
宪法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其实就是“权利契约”，英国另一部重要的
宪法文件干脆就叫《权利法案（1689年）》，《人权宣言》是法国1791年《
宪法》的序言，美国1787年《
宪法》虽然没有权利条款，但是仅仅过了4年（1791年），美国人以
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立了权利法案，这些条文至今仍然是美国宪法中最为活跃的内容，成为美国宪法发展的主要动力。
上述
宪法的根本价值决定了
宪法的两大功能：一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这是
宪法价值在
宪法功能中的直接体现；二是控制国家权力的功能。这可以从
宪法价值中间接导出：因为权力是权利的保障者，同时权力又是最强劲的潜在侵权主体，为了保障权利必须控制权力。
宪法的功能告诉我们，
宪法是国民用来控制权力的法律，是社会控制国家机关的法律，不是国家机关控制国民的法律，或者说，
宪法是“民治”的法律，不是“治民”的法律。因此，对于国家机关来说，
宪法是义务法，对于公民来说，
宪法是权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