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应当注意，不成文
宪法是个关于“
宪法文化类型”的概念，不是关于“
宪法渊源”的概念。表面上看“
宪法文化类型”与“
宪法渊源”是一回事：在不成文
宪法的地方，不成文法是
宪法渊源，但是细分起来两者是不同的。作为
宪法文化类型的“不成文
宪法”一词，是指该地的
宪法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典，这就排斥了“成文宪法典”作为法律渊源的可能；同样，作为“
宪法文化类型”概念的“成文
宪法”一词，是指它的
宪法渊源是宪法典，也就内在地排除了“不成文法”作为
宪法渊源的可能。除非你证明存在第三种
宪法文化类型“混合型
宪法”，它具备“不成文
宪法”和“成文
宪法”的双重特色，否则，“成文
宪法”（文化类型）中存在“不成文
宪法渊源”的主张就是一种逻辑混乱。而从学术史上来看，“不成文
宪法”一词在产生时就是与“成文
宪法”相对称的，且是在“
宪法文化类型”的意义上使用的，是一种基于“成文
宪法”与“不成文
宪法”的
宪法文化传统两分法。倡导“不成文
宪法”这一概念的戴雪是在回答“英国没有
宪法”的质疑时提出“不成文
宪法”这一概念的，[5]他并不是指在“成文
宪法文化”传统中有一种“不成文
宪法渊源”。
如果要在新的意义上使用“不成文
宪法”一语，即在“成文
宪法国家中的不成文
宪法渊源”的意义上使用它，得进行正当性论证。“成文
宪法中的不成文
宪法渊源”是否存在？这首先是个实践问题，实践中有此
宪法存在，方有理论上进行概括之可能性与合理性。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前瞻性的概念，不过需要论证。
二、不成文
宪法与国家
就
宪法与国家的一般关系而言，由于
宪法只存在于部分国家中，它自然只与这部分国家存在关联，这就是共同体国家和走向共同体的国家。[6]东方的“家产制国家”的产生与存在都与
宪法无干，它们只与暴力和实际的控制能力相关。在讨论时，我们还应区分两个不同的“国家”概念：作为“政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家机关的国家”。
宪法（包括不成文
宪法）以两种方式作用于作为政治体的国家：国家的产生和存在。国家的产生与
宪法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通过制宪成立国家，
宪法是其成员共同成立国家的宣言书，也是国家机关与人民的契约，此类国家的典型是美国。此类
宪法通常是成文
宪法。二是通过公民的“自然行为”组成国家，此时公民行为是国家产生的原因。在立宪的意义上说，可以称此为“习惯式立宪”。在这里，立宪与国家的产生相混同。这类国家的典型是古希腊城邦国家，这里的
宪法是不成文
宪法。三是通过制宪与行宪，促成传统国家的转型，从而催生共同体性质的国家。这是绝大多数传统国家迈向现代所走过的路。此类
宪法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通常催生现代民主制与共和制国家的是成文
宪法，其典型是法国；而催生现代君主制宪政国家的
宪法就是不成文
宪法，其典型是英国。作为政治体的“国家的存在”与
宪法息息相关，
宪法存则国家存，
宪法亡则国家亡。因为如果没有
宪法，或者不遵守
宪法，国家就不存在或导致国家的解体。从“国家存在与
宪法的关系”这点来分析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国家现代化就是将“国家的存在”与
宪法相挂钩的过程，将国家纳人
宪法的规范之下，这就是宪政运动。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实现了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广义）基础的转换：从事实（暴力和威权）到规范（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