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权威哲学家关于自由的定义，却不能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政治上的自由必须是对政治必然性的认识和对政治的改造，那么，只有极少数政治家可以获得政治自由，普通老百姓就根本没有政治自由。因为普通老百姓对政治规律不可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到、甚至严重影响到政治的变迁，但不可能很清醒地去改造政治，理性地改造政治永远是政治家的任务。

　　哲学家严辛、汪华岳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种看法是出自经典著作并上了教科书的，但是，用它来囊括和界说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自由，难说不牵强附会。 [9]

　　笔者以为，严辛、汪华岳的看法，是中国哲学家良知的体现。著名法学家张光博先生试图用“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这一定义来解说法律上的自由，结果确实显得牵强附会。

　　张光博说：“单就法规范体系来说，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当你遵守它的时候，实际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表面上看来你是如何接受法的约束，但是你的行为是受到保护的，是自由的；反之，如果你的行为违反了法律，不论暂时看起来是如何不受约束，任意行事，任意超越法的权利界限，拒绝履行义务，是何等的自由，但是法律终究会找上门来，强制你遵守，这时你也就没有了自由。就这点来说，同哲学上的自由，即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其含义是一致的。法，作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认识它，并且按照这种认识去行动，服从法的规定，这个人就有了自由；否则，如果不认识它，不承认它，它就会出来规范你的行为，限制你的自由。”[10]

　　这就是张光博先生用哲学上的所谓自由对法律上的自由的解释。为什么说这种运用很牵强附会，是对严辛、汪华岳观点的证明？因为：

　　第一，违法可能失去自由，并非必然失去自由。违法的人并不必然受到制裁，违法必究永远是个理想。否则，违法行为就不会发生了。如果每一次受贿都受到制裁，世界上就没有受贿了。受贿者之所以受贿，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受贿行为不会受到制裁。

　　第二，守法并非必然获得自由。当法律要求一个人只能像猪一样在猪圈里面生活的时候，即使他对这个法律必然性的认识是万分透彻的，并且丝毫不敢违反这个法律，他也只能苟且偷生，仍然没有做人的自由。奴隶越是守法越是没有自由。在守法方面，谁比张光博先生做得更好？但是，张光博先生晚年感觉到自己的学术活动不够自由，经常被法学界的一言堂困扰，呼吁法学界要贯彻“双百”方针，呼吁在科学研究中要实行言论自由。[11]道理何在？

　　第三，即使法律不要求人们当奴隶，守法者也不一定处处自由。守法者因受到侵害而失去自由的情况也是时常发生的，法律上的冤案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受到侵害的人，并非都能得到国家的司法救济。制裁违法行为是必要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却不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即使合理的司法救济，至多可以恢复受害者现在的和将来的自由，却不能恢复任何一个人曾经失去过的自由。比如，一个守法者被非法拘禁两年，被解救之后，现在的自由当然是恢复了，但是，以往那两年的自由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