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哲学家讲的自由与法学家讲的自由不是同一个自由，那么，人们就可以相信，哲学家讲的规律、本质、社会、人类、历史、国家、自然，等等，与法学家讲的也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在讲社会、历史、规律这些概念时，法学家们并没有声明“我说的社会不是哲学上的社会”，“我说的历史不是哲学上的历史”，“我说的规律不是哲学上的规律”。既然如此，法学家的声明，即“我说的自由不是哲学上的自由”，就是讲不通的。
哲学家讲的自由与法学家讲的自由应当是同一个自由，即使表述方式不同，其精神实质也应当是和谐一致的。然而，长期以来，哲学家讲的自由与法学家讲的自由总是抵触的甚至是严重对立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哲学家和法学家，必定有一方讲错了。要么是哲学家讲错了，要么是法学家讲错了。
究竟是法学家讲错了还是哲学家讲错了？笔者觉得，是哲学家讲错了，而不是法学家讲错了。
二、哲学上的自由错在哪里
关于自由，哲学界有如下一些流行的说法：
其一，德国人的说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说法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恩格斯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5]恩格斯没有注明出处，不知道黑格尔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但是，不管黑格尔有没有说过这个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早已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流行语。
其二，苏联人的说法：“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6]这一说法出自于苏联权威哲学家之口。
其三，中国哲学家的说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7]或者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8]这两种说法被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所接受，因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中学生和党政干部都被老师们灌输过这两种说法。
下面，就以中国哲学界最权威的自由定义为分析对象，看看哲学上的自由究竟错在哪里。
（一）不合常识
根据常识，自由就是由自己，每个主体都有自由，只要法律不禁止，他人不干涉，自由就得以实现，不需要认识必然，更不需要去改造客观世界，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将自由定义为“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等于让普通老百姓、让普通社会成员感觉到自由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等于否认了普通人的自由。
（二）不合逻辑
人如果没有自由，如果像猪一样没有自由，怎么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以，自由是认识必然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条件。怎么能将事物的前提说成事物本身呢？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但是我们不能说“黑格尔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我们可以说“太阳是万物生长的前提”，但是不能说“太阳就是万物生长”。
（三）不能运用
哲学上的自由本来应该是其他领域里的自由的提炼、概括和抽象，应该是其他领域里的自由的共同特征、共同品格。如果说“哲学上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那么，“政治上的自由”就应当是“对政治必然性的认识”，“经济上的自由”就应当是“对经济必然性的认识”；如果说“哲学上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那么，“政治上的自由”就应当是“对政治规律的认识和对政治世界的改造”，“经济上的自由”就应当是“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对经济世界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