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宪法规范的效力来源时，以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学派认为：“一个规范效力的理由始终是一个规范，而不是一个事实。探求一个规范效力的理由并不导致回到现实去，而是导致回到由此可以引出第一个规范的另一个规范。”[⑦]一个国家的法律构成一个内在严整的等级体系，如同一个逐级授予效力的金字塔，每一个层级的效力均来自它的上一层级的授权，宪法则处于金字塔的顶端。[⑧]那么宪法的效力又来自何处呢？凯尔森回答道：所有法律的效力来自宪法；宪法的效力又来自最早的宪法；最早宪法的效力来自一个基础规范。[⑨]哈特干脆提出，“基础”规范的效力只是一个假定，其来源不能追问，[⑩]于是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对此，皮亚杰提出，如果法的“基本规范”不能通过主体的“承认”而获得有效性的话，这些“基本规范”又是与什么发生联系的呢？他认为，自然法学家通过与人性相关联的一种结构，回答了这一问题。然而对于想要通过参考人性的形成过程来了解人性的人来说，则陷入了循环论，[11]以及另一个不可知论。
《宪法结构》的研究显然跳出了循环论与不可知论的窠臼，它不仅没有割断规范与价值之间的联系，反而通过另一种途径建立起另一种联系，即宪法通过自身证明自身的价值，法律规范反映外部价值。在论及宪法的效力来源时，《宪法结构》通过对宪法关系结构的分析指出了宪法论证自身权力来源的路径。作者指出，宪法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了宪法的关系结构，这也是研究宪法结构的理论基础。从宪法关系的主体来看，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具根本性，从宪法关系的内容来看，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利的关系问题最为核心，至于宪法关系的客体，则要满足这一逻辑：宪法权力行为服务于宪法权利行为。这是因为，宪法权力源自制宪权，我国大陆的制宪权是基于人民主权的理论和事实，（P326-327）人民主权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则，体现在宪法总纲之中。
于是，宪法通过自身论证了自己的合法性，而不再求助于“高级法”。相反，如果说宪法的合法性来源于一个更高的法律，就等于说有些宪法本身属于非法。不仅在纯粹法学派看来不可想象，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宪法。如果说宪法是最高法，那么它的效力来源要么是其自身，要么来自一个外在于宪法且高于宪法的力量，即制宪者，也即人民。如果说自然法可以成为宪法的评价标准，从而区分出“规范宪法”、“名义宪法”和“语义宪法”等类型，那么这一过程也是经由人民来完成的，而不是由其自身，这也证明了作为主体的人民才是宪法效力的真正源泉。正如皮亚杰所说的，“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化规律组成的体系。这个转化体系作为体系（……）含有一些规律。正是由于一整套转换规律的作用，转换体系才能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而且，这种转换并不是在这个体系的领域之外完成的，也不求助于外界的因素。”[12]不过结构的整体性以及自身调整性，虽然可以使结构自身成为一个守恒、自洽的系统，但却导致了这一系统的封闭性。对于这一缺陷又当如何解释呢？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加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