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以情破例，“情理”成为法源依据。例如，嘉庆二十三年福建提督咨送刑部案内，陈五纵容其妻张氏与屈大先通奸，后屈大先因奸情热欲霸占张氏为妻，遂吓逼陈五，并将张氏及子女送归自家。刑部在将屈大先问拟相应罪名的同时，对陈五却做出了有别于律法规定的处置。按照条例，陈五纵妻通奸，应判其离异，但刑部却认为，陈武纵妻系因畏惧奸夫强横，“情固出于无奈”。更要紧的是，陈五供称，其只身生活贫苦，难以独自抚养子女，将来必至子女流离失所。考虑到以上情况，刑部最终“原情酌断”，将张氏及子女仍判归陈五领回完聚。 又如乾隆六十年奉天知府上咨刑部案内，刘八聘定苏从德侄女苏大各为妻，尚未过门，刘八旋即逃亡，外出八年毫无音讯。苏从德因苏大各年已长成，恐误终身，起意商同刘美主婚，将苏大各配予刘八之兄刘七为妻。根据律法规定，“已聘者即有名分”，因而，刘八与苏大各份属夫妻，刘七按例应被问拟绞刑。但该知府依以嫁娶违律独坐主婚律，将主婚之苏从德等分首从问拟流徒，而刘七苏大各照律不坐。意外的是，这种不遵定例的做法不仅未受到申斥，反而大受称赞，乾隆帝在覆核批文中称：“律设大法，例顺人情，故例有逃亡在外三年无信，许其妻告官别嫁也。此案苏氏系刘八未婚之妻，其夫未娶逃出八年，别嫁已属合法……该府尹所办颇得情理，自应照覆”。
与民事案件审理不同，清代刑案审理中“以情破例”的产生，往往并不以律法规范的缺乏为背景。对于犯罪人的罪刑，律例中一般也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因而审判官员在理论上也并不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限。之所以出现上引两案中的情况，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在特定情况下，“情理”所代表的价值已明显大于“法”所代表的价值，使审判者不得不对前者进行重点考虑。设若一味坚持法定价值，审判者很有可能就会因此背上“不近人情”“任用酷法”的骂名。但是，纯以“情理”裁决刑案，毕竟是与司法精神相违背的，因而，这类情况在清代刑案审理中极其少见。其所涉及的案件，一般与民事相关，似亦可被视作民事审判习惯在刑事领域中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以情破例”的情况还受到来自审判者方面因素的制约，即在对不同“情理价值”的比较中，审判者是否认同“情”大于“法”。我们在以下两桩案件的对比中，就可发现其中差异：道光十年陕西巡抚上咨刑部：王运聘定屈全经之女与子王杜儿为妻，嘉庆二十三年王杜儿前往哈密经商，并于次年寄信回家，但自此再未回乡。道光七年屈全经之妻梁氏控县，经该地知县审理，照“夫逃亡三年不还其妻可另嫁例”准其女改嫁，屈全经即将其女嫁王万春为妻。王运不甘屡次上控，后经该管知府讯明，照律仍将屈氏断归前夫。但屈氏此时业已怀孕，故须待分娩后再交王杜儿领回。然而，陕抚在覆核该案时却认为，屈氏生子乳哺数月，如将其断归前夫则母子分离有悖情理。且如该氏再归王杜儿，则是一女再醮，“倘该氏坚守从一之义，别生事端，似属可悯”。故请求刑部，准将屈氏判予王万春。此议遭到刑部严辞指斥。刑部官员认为，王万春以武举身份抗断不遵，拖延时日，待屈氏生子以便架词涉讼，实属“鱼肉乡民”。而该巡抚不详究案情，严守定律，“舍该府之正办，仍照该县之谬断”。刑部官员进一步指出“若谓妇女以名节为重，恐屈氏别滋事端，殊不思屈氏既甘从再婚之乱命，岂敢怼断离之成法？必欲以此为解，则凡律例所载离异之条皆成虚设。”
另一案件同样发生于陕西。咸宁县民陈世德因年荒谷贵，难以生存，故于光绪二十六年将其妻朱氏抛弃，嗣后朱氏转嫁闵福成为妻。光绪三十年，陈世德突然以拐妻为由控告到官，虽经审明，陈世德荒年抛妻丰年索妻，甚属不合，且朱氏心恋新生之女不愿复归前夫，但该县前后两任县令均按律例将朱氏断归陈世德，并命陈世德出钱领人。时任陕西按察使的樊增祥在批审此案时，对该县处置极为不满。他在批文中提出“作官第一要体人情”，并认为陈世德凶年抛妻毫无结发之情，丰年刁诉早蓄卖妻之志，其所作所为完全不顾朱氏生死，即使其志获骋早晚也必再弃其妻。且陈世德不顾其妻，更不会顾及他人之女，如将朱氏母女判归此人，则“将来母逃女死实在意中”。最终，樊增祥推翻原判，将陈世德重责百板枷号十日，令其出具甘结保证永不索妻。朱氏则仍归闵福成为妻，一家完聚，并下令所属十二州县官员，嗣后有同类案件，皆照本案办理“以彰公道而顺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