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多数刑案情节并不如此简单明了，多重“情理价值”共存的情况大量存在。例如，道光二年直隶总督上咨刑部：郭立桢与其小功服兄郭立陇因收买棉花致生吵闹，后郭立陇酒醉路过郭立桢家门首，向立桢母薛氏辱骂，并挥砖追打，致伤薛氏额头。恰郭立桢巡更回村，见状赶忙救护，情急中燃放铁手铳致伤郭立陇肚腹身死。按照律例，郭立桢杀死小功兄应拟斩立决，但直隶总督及刑部官员一致认为，郭立桢救亲情切，对其处罚不应“拘泥服制”。如将该犯拟以立决，“是竟置救亲情切于不议，似未允协”，应照“情可矜悯之例”夹签，请皇帝对其从轻发落。这一要求得到道光帝的批准，郭立桢被从宽处以斩候，并因其母年迈被最终批准存留养亲。 本案中，以弟杀兄罪当斩决，这是律法所体现的“情理价值”。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价值必会得到普遍认同并在案件裁决中得到伸张。但就具体情节而论，郭立桢犯罪系因救母，而子女救护父母本是天经地义，实属情理之中，这一层游离于法外的“情理价值”就成了所谓的“情”。审判者在两种不同“情理价值”中进行比较权衡，“以孝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无疑处于价值关系的“上位”，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更显著的意义。在这一思路影响下，审断过程必然体现出前一种价值向后一种价值妥协，审判结果也因此发生了有利于后一种价值的改变。
由上述案件我们也可发现一个问题，即在部分刑案中，通常会包含两种以上的“情理价值”，涉案双方各据一定的情理，案件也就有了参商的余地。对此，清代立法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为尽量防止两种不同“情理价值”在案件审理中纠缠不清，立法者在一些条例的创制伊始便预先埋下伏笔，为“情理价值”留下了弹性空间。例如，对于卑幼盗窃尊长财物的律例规定，就存在如下解释：“夫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亲属相盗，较之寻常窃盗得邀末减者，原因孝友睦姻，任恤之道，本应周急。如果嫡近卑幼贫乏不能自存，而尊长置之膜外，其卑幼因而窃取财物者，律以亲属相盗免议之例，情属可原，自应末减其罪”。 又如对于“为父报仇”类案件，条例规定，如父为人所杀，而杀人者未受应得惩罚，子杀其人为父报仇，可从轻以擅杀罪人例拟处；但如该人已受到应有制裁，则“国法既彰，私恨已洩”，子如再行将其人杀死，当以故杀本律问拟。 在这些条例的创制过程中，立法者充分考虑了不同“情理价值”对罪刑判定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并分别情况加以规定，使得众多原本暧昧不清的“情理价值”转化为直观具体的法律文本。此举目的是使审判者尽量不为复杂的情法关系所纠缠，无论案情如何变化，都能够在成文法中找出判断依据。
在清代立法者不断试图将“情理”转化为“法”的过程中，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一般，一则条例本身仅代表着一种“情理价值”，而设若一类案件中可能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的“情理价值”，那么立法者应选取哪种作为条例创制的基础呢？对其余“情理价值”又该如何兼顾呢？
解决方法之一，即如前引事例，针对体现不同“情理价值”的犯罪行为分别进行规定。然而，这类做法势必导致案情被无限分割，条例数量孳生膨胀，破坏律法结构的整体协调，一如道光帝所论：“人情万态事变千端，狱讼之成原有律例所不能该者……又岂更立科条所能执一而论者乎？”
解决方法之二，即对不同“情理价值”保大舍小，实施“一刀切”。在不同“情理价值”对比中，某一类往往因相对过于渺小或不易被察觉而在立法、司法中遭到舍弃。例如嘉庆六年，浙江拿获洋盗施大，据供被胁上船，接赃二次，按律当斩决。但因该犯供系被胁劫赃二次，不甘从盗，乘间逃回，欲行投首不及到官被获，浙江巡抚特上咨刑部，请求对其予以减刑。刑部官员在批文中称：“惟查被胁上盗之犯，其是否甘心从盗，隐而难窥。如接赃仅止一次，谓为上盗时逼于威力，尚属可信。若已至二次，则其甘心从盗已无可贷原，自难与接赃一次之犯一例拟遣。应请嗣后洋盗案内除被胁接赃瞭望仅止一次者，仍照例发黑龙江为奴外，其有接赃瞭望已至二次者，即照二人以上例斩决枭示，不应声明被胁字样”。 又如乾隆五十六年，河南巡抚上报刑部，陈张氏与王杰通奸被拐，致伊父张起羞忿自尽。因陈张氏系已嫁之女，依服制与未嫁之女不同，故该抚请将陈张氏从轻依“妇女与人通奸，父母并未纵容，一经见闻，杀奸不遂，因而羞忿自尽例”拟绞监候。此议得到刑部认可，但乾隆帝在批审此案时却认为，张起之死全由其女与人通奸所致，故罪刑当与因奸因盗致祖父母、父母忧忿自尽者相同。他还提出“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轻重尚可，若一关父母之生死，则不可如寻常罪犯照出嫁降服之例稍从轻减也。且明刑所以弼教，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区别，设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岂可免其凌迟，概从宽典耶”。最终，在乾隆帝授意下，刑部将陈张氏改拟绞决，并将相关规定纂入例册，永久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