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罪刑法定之“法”中涵盖非刑事法律。[15]在最初意义上，罪刑法定之“法”仅指
刑法。然而，为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同时兼顾
刑法的稳定性，当代立法者通过空白罪状和参见罪状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非刑事法律引入
刑法领域。因此，当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之“法”也包含了在
刑法具体法条指引下而适用的非刑事法律。由罪刑法定原则统摄的刑法典应该是一个封闭和自足的系统，是一个尽可能全面、明确、具体、周延的系统，是一张完整的罪名和法定刑的明细表。法官认定犯罪，只需对照刑法典按图索骥，简单明了；公民对照刑法典，便可确保不涉足犯罪，即使犯罪，也能预先知道自己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就像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那样，对每一种犯罪都规定了具体的犯罪构成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然而，这种理想化要求，在实践中被证明根本做不到。且不说任何高明的立法者，都不可能将当时存在的犯罪毫无遗漏地规定在刑法典中，即便做到这一点，由于社会的不断变化，法典颁布之时就已部分地落后于时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巨额商业利润的驱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使得总有部分市场主体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参与市场竞争，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违法犯罪行为，且花样不断翻新。同时，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活动的空间不断拓展，行为种类不断增加，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违法和犯罪现象也不断增加。面对此情势，固守机械的、绝对的罪刑法定，必然使刑法典因缺乏适应性，而丧失法益保护功能并遭淘汰，从而损及刑法典的稳定性，最终也使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价值无法得以实现。为保证刑法典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兼顾刑法典的法益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的双重实现，通过实践探索，当代立法者通过采用空白罪状、参见罪状的方式将刑法典设计成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将罪状描述的任务部分地交给了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等非刑事法律去完成。通过这种方式，非刑事法律不断地渗透进
刑法领域。空白罪状没有具体说明某一犯罪的构成特征，但指明了必须参照的其他法律、法令，规定空白罪状的法条也称为空白
刑法或白地
刑法。在我国现行
刑法的分则中，存在着完全空白罪状和不完全空白罪状两种情形。完全空白罪状是指刑事法律只规定某种犯罪的法定刑，而由行政法规或其他法规来确定具体犯罪构成的行为要件。如《
刑法》第
133条规定有“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表述，但该条并未具体写明什么行为是交通肇事，交通肇事的确认只能根据具体的交通运输法规来确定，即属于完全空白罪状。不完全空白罪状是指刑事法律规定某种犯罪的法定刑，同时也指明具体犯罪构成的行为要件“抽象类型”，再由行政法规或其他法规来充实其他要件要素。如《
刑法》第
345条第2款规定有“违反
森林法规定，滥伐森林或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的表述，该条对行为要件已作了描述，即属于不完全空白罪状。刑事法律中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界定，都要借助非刑事法律的规范文件来确定。值得一提的是：我国《
刑法》总则第五章中的第
96条仅对“违反国家规定”做出如下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从这一规定来看，刑法典正式确认了非刑事法律可以在
刑法领域适用，但对进入
刑法领域的非刑事法律的范围做出了限定，即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这和
刑法分则通过空白罪状和参见罪状的方式，来援用非刑事法律的实际规定似有矛盾之处。从
刑法分则的实际规定来看，通过具体条文来援用的非刑事法律，除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外，还包括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显然，
刑法分则条文中所包含的非刑事法律，其范围要大于总则中的规定。而在认定犯罪的具体操作过程中，甚至还需参照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来认定犯罪，例如《
刑法》第
145、
146条罪状中所使用的“不符合人体健康标准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产品”等。因此，如何合理确定在
刑法领域中适用的非刑事法律的范围，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最初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之“法”是特指刑事法律，而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之“法”则包含了在
刑法具体法律条文指引下适用的非刑事法律。促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社会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迫使
刑法不断地扩大调控范围，刑事立法者不得不通过空白罪状和参见罪状的方式（实际上也是委任立法），将部分法定犯罪的罪状描述的任务交给了行政法、经济法等非刑事法律，是刑事立法对非刑事法律的巧妙借用。在此应当明确的是，在
刑法具体条文导引下而适用的这些非刑事法律，实际上已成为刑事法律的一部分，成为存在于刑法典之外“特殊的”刑事法律，因此，罪刑法定之“法”中所涵盖的非刑事法律自应遵循
刑法适用的所有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