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宪法规定的提供物质帮助的主体是“国家和社会”，这是否意味着二者都负有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国家可否因社会组织已提供了相应的给付而免除义务？笔者认为，公民基本权利对应的原本是国家的义务，即国家应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承担首要义务，包括不侵犯、提供保障促使其实现等等。这里把社会也列为提供物质帮助的主体是为了“鼓励社会组织也为社会保障承担义务”。[23]所以，只有国家才负有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国家并不能因为社会组织提供了一定的给付而免除自身的义务。有学者认为，“从宪法的精神上看，社会没有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所以它的作用不一定要写入宪法。”[24]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宪法第36条原本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的规定。这条规定提到的“公民身体健康”是作为公民宗教活动的界限而提到的。但从健康权的角度看，可以从中解读出两个内涵：第一，公民的身体健康不受宗教活动侵害；第二，在宗教信仰自由与健康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健康权具有优先实现的效力。
宪法第21条、第26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国策条款。所谓国策条款，是指“宪法对国家之政策性指示，而国家依其能力负有义务去实践此一具有拘束性之指示者。”[25]国策条款虽然不同于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强效力，但国家也对此担负一定的义务。这两条规定明确了国家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生活和生态环境、发展体育事业等方面的政策和任务，可以作为宪法解释之依据，配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起到补强健康基本权的作用，即为国家针对公民享有的健康权应履行的义务提供具体的指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健康权在我国宪法上的依据及其规范内涵：
第一，公民健康不受侵犯。(第33条第3款，第36条第3款)第二，公民在患病时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医疗照护、物质给付和其他服务。(第33条第3款，第45条第1款)第三，国家应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体育事业、保护生活和生态环境，从而保护和促进公民健康。(宪法第21条、第26条第1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