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理解上，我们可以比较性地分析自然法和契约论在法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性：社会生活中普遍的个人财产契约关系，一方面形成政府管理功能（行政权力），另一方面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共同的意志，国家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机器化（可参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这才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国家的产生，表面上由暴力或个人、集团的意志形成，但实际上，暴力、战争、革命却往往与占有的权力直接相关，现代国家只不过是对这个真正起源过程不同程度上的理性自觉，即把一个历史过程自觉化为一个宪政机制。因此，在西方文化的本质性上，历史过程可以阐释为理性的一致性：从生命存在的自然性到理性的“逻各斯”，从上帝意志、上帝理性，再到人的理性，从理性到权利，从权利到权力所实现的社会制度、公平、正义等等观念体系，就是自然理性、神启理性和人的世俗理性的统一。由前所述，自然法在法哲学的意义上，承担了这个任务。

　　契约论就是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中综合提出的理论模型，所以，契约论既是理论上的虚构，也是真实的存在。在思想理论上，自然法和契约论具有西方文化本质的特征，通过逻辑理性得到必然性，化解神性得到普遍性，以世俗性得到个人主义，以工具理性实现契约精神，成为近代以来表现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等，一系列具有实在和精神品质的西方文化形态。所以，自然法和契约论以理性结构表达了主流的西方社会形态，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在意识形态、法律体系、政治制度中，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本质于自然法和契约论中的“理性”和从中国学术视域中看到的它们的一致性，就是指“秩序”。但秩序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理论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在西方文化中也未获得自身的特定意义，通常只是对秩序状态的描写，比如，现在广泛使用 “经济秩序”一词，人们并没有一个经济秩序的直接定义，最著名的表达就是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看不见的手”，即使在经济学、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如哈耶克（F.A.Hayek 1899-1992），他虽有基于自由秩序的经济政治理论，但也未深入专门研究秩序的本身意义，人们并不怀疑秩序的存在，自然法、上帝、契约、法律、制度、甚至资本都是自然秩序，但不追问秩序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种文化自身的盲点。在中文语境中，秩序这个概念具有超越性、非表达的内在性和直觉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　阳货），这种秩序不是工具或方法意义上的事理或法理，而是在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变易中内在地、继承性地存在，就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　二十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二十五章）当然，不能简单地在“道”与“秩序”之间直接划等号。相对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对秩序的直觉性，西方哲学中的“自然”、“纯粹性”、“法”等用法，就隐含地具有相当于中国文化中“秩序”这样的意义，比如，中文的“法”字有效法的意义，“法天”、 “法地”的人法：“法其所以为法”（吕氏春秋　察今），这是现实中理性的自觉，是对秩序的自觉与要求，这种基于人性的内在继承性的品质，正是今天自然法学派等具有文化、人文特色的理论所信奉的秩序或结构的自然生成性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