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推进政权建设，就是建立一个上下左右分工明确、尊重下级职权、可以充分依靠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办事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各尽其责的工作机制。
四、国家与社会——公权与私权
对国家机关和地方政权的不信任，缺乏依靠制度办事的信心，与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直接相关。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计划体制的显而易见的弊端，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遽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从而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能力的信任，影响到政权的巩固。所以，文革结束之后，针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工作在两个方向迅速展开：一方面是政治上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则是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解决后一个问题，就必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将社会的权利还给社会。所谓改革，在改革不合理的政治权力分配结构的时候，不仅要把原来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而且要把部分属于市场的权力交还给社会，承认和保障个人、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而这个需求和动力，首先也是来自于基层的。还以广州为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广州附近农民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以及承包土地搞果园等现象，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当时并不赞成，甚至依然还要坚决制止包产到户等。
1979年，兼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杨尚昆到任不久，强调在加强对农民领导的同时不能瞎指挥，要让农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并指出：“凡是决定了的东西都不能改，不能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那是‘两个凡是’思想”，并且对农民说出“恭喜发财”的话，鼓励农民发财致富。作为这个级别的领导，公开鼓励农民致富，在当时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广东、广州人思想比较解放，已经有了与广泛存在的个体经济相适应的比较强的私权观念。获得1984年文化部优秀故事片二等奖的电影《雅马哈鱼档》就是反映当时广州人积极转向个体劳动的影片，肯定了通过劳动致富的行为，也从侧面反映了广州人的私权观念。改革开放之初广州人解放思想、投入市场经济潮流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
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与对公民政治权利、民事权利和企业经营自主权以及各项财产权利的保护是分不开的。2008年广东省经济总量中，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一半mw。企业已经全部转制，成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这也就同时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在近年来广东、广州的两会上，企业家代表和委员已经十分活跃，这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广东的企业家政协委员公开批评《劳动合同法》的新闻中可以略见一斑。这说明，我国30年来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已经推动了社会力量的成长，促使利益各方围绕法律法规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而社会权力的增加，不仅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缩小，而且还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与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