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建立了权力约束机制，包括干部任用、财税分配、事务管理，形成了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激发了各地地方政权的改革积极性，形成了不同地方之间的竞争关系，从而创新了各种政权法治化的运行模式；各地为了发展经济，相继推出各种保护市场主体的措施，探索现代企业制度；权利保护的重心下移，地方政权在中央的监督下，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民权保护水平等。当然，这个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导致一些新的矛盾的产生。
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体制内与体制外
分权关系一旦确立，政权建设问题就摆在了面前。换句话说，各级各类国家机构，都需要在一定的职责范围内运行，履行各自职责，承担各自责任。政权建设是分权成功的保障。其中不仅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而且包括上级与下级的分权、同级之间的分权。所谓制度化，就是各级各类国家机构工作职能与程序的规则化、制度化，就是在国家体制范围内处理和解决问题；所谓非制度化，就是超越法定职权、违反工作程序办事，就是在体制外寻求问题解决办法。在体制内按照制度办事，属于依法治权，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重要突破。
国家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Leviathan) ，这个词的字意为裂缝，在《圣经》中是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通常被描述为鲸鱼、海豚或鳄鱼的形状。霍布斯给自己的著作起了这么古怪的一个名字，就是想把国家这个庞然大物比喻为那个海洋怪兽。他的本意是，在指出国家是如何从一种自然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同时，集中揭示基督教国家的种种丑行劣迹，进而强调国家起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和自然权利，以及基督教国家的统治并非天经地义的。然而客观上，他也说明了国家可能成为邪恶东西的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国家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的暂时现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差别和私有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了。列宁领导的前苏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了一个所谓“半国家”的社会主义时期。既然是半国家，当然也就不会重视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于法律与国家，基本上沿袭了列宁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思想态度达到了顶点。不仅砸烂“公检法”，而且“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国家机关基本陷入瘫痪状态。
这就是典型地用非制度化的方式寻求体制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民主法制建设起步的同时，恢复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就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人需要国家，“当人们需要在国家—但可能具有剥削性—与无政府间作出选择时，人们均选择了前者。几乎任何一套规则都好于无规则”。无可否认，国家的确曾经给人带来了种种祸害和灾难。如果要避免国家成为“利维坦”，最大限度地使国家服务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国家成为人民利益的保障，只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从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来讲，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全面制度化的过程”。制度是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及其法律的一种重要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