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相盗”问题也与之类似：

　　“凡各居（本宗外姻。）亲属，相盗（兼后尊长、卑幼二款）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若盗有首从，而服属不同，各依本服降减科断，为从各又减一等。）若行强盗者，尊长犯卑幼，亦（依强盗已行而得财，不得财，）各依上减罪；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不在减等之限。）若有杀伤者，（总承上窃、强二项。）各以杀伤尊长卑幼本律，从（其）重（者）论。”[25]

　　儒家文化强调家族主义，同居共财，虽不同居也有周济的伦理义务。律例受儒家化影响，在亲属相盗问题上，予以从宽处罚。这一点常为“法律儒家化”论者所乐道。但应该强调的是，所谓“王者之争莫急于盗贼”，盗与杀、伤人一起，构成“三章之法”，共用一个“抵”字。亲属相盗，抛开“以凡人论”的情形，即便是减等论罪，也依然是以“抵罪”为基本原则的。亲属相奸虽与之相反，比凡人加重处罚[26]，但也同样以报偿为原则。

　　由此看来，明清刑律最根本的原则是报偿，而不是“儒家化”所强调的血缘和阶级。虽然儒家文化影响了某些犯罪概念和刑罚原则，但相对于“报偿”这一主轴而言，儒家因素始终是次要的。其实，无论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的基本律法，还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样的天理人情，都是民众朴素法律观的反映，而报偿正是它们的共有精神。

　　（二）报偿原则的制度构造

　　作为刑罚制度的报偿，并不只是抽象地以暴制暴，而是将犯罪危害与刑罚等级精确衡量，并在特定的场景中一一对应，以期做到损害与惩罚大致相当。这种报复与平衡的实际结合，才使报偿原则落实为一种制度构造。这显然是“儒家化”范畴难以涵盖的，也是过去的研究一直所忽视的。

　　明清刑律中损害与惩罚的平衡首先体现在侵害对象所承载的利益上。不同侵害对象，所承载的利益损失是不同的，而刑罚也相应地有所差异。具体言之，就是侵害财产利益的，惩罚相对较轻；侵犯人身利益的，惩罚稍重；侵犯国家和皇权利益的，惩罚则极重。比如，谋反大逆、谋叛、造书妖言、盗大祀神御物、盗制书、盗印信、盗内府财物等罪，一般皆斩，重者凌迟、夷族，最轻也是杖一百，并徒三年或刺字。而人身伤害罪，除了命案一般以命抵命外，斗殴之罪，无论良贱、尊卑，结果并不至死者，一般并不论死，大多以刑抵罪。为数不多的财产犯罪，论罪更轻。比如窃盗，一两以下杖六十，计脏每十两多杖一十；至五十两，杖六十、徒一年，以上每十两多徒半年，至一百两才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二十两以上方有死罪；而对于盗牛马畜产和盗田野谷麦之类，一般罪止于徒。

　　其次，明清刑律中损害与惩罚的平衡可以从犯罪情节的规定上看出来。明清刑律对犯罪情节轻重的区分大致有三种：一是以服制和阶级区分；二是以主从犯区分；三是以损害后果区分。相对而言，服制和阶级区分只适用少数“儒家化”条款，主从犯区分也只适用共犯行为，损害后果区分最为普遍；并且，无论是以服制、阶级还是以主从犯区分，一般情况下，最终还是要根据损害后果论罚。所以，损害后果的轻重等级直接影响刑罚的等级，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微妙的平衡，这在“斗殴”条上有直观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