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条款是名例律中的重要内容，主要有“职官有犯”、“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以理去官”、“无官犯罪”以及“同僚犯公罪”等。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里，显然把“阶级”看作是“贵贱有等”的儒家思想的范畴，但事实可能不尽然。法家虽然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但同时又主张“尊君”和“重吏”，这种理论上的困境决定了官吏在实践中享有特权。事实上，“吏治”本身就是法家的制度而非儒家的产物，将官僚特权条款简单归结于“儒家化”之下过于表面。就律文的具体内容而言，将“文武官犯公罪”和“文武官犯私罪”进行区分，显然是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作出与犯罪主观恶性相适应当处罚。“同僚犯公罪”也是如此，根据犯罪直接责任的大小，对不同官吏作出区别惩罚。此类条款的基本原则也是罚当其罪。

　　名例律的总则性质决定了技术性条款的存在。比如，“加减罪例”、“本条别有罪名”以及“断罪无正条”等条款都是对律例适用进行指引；而“称日者以百刻”、“称乘舆车驾”以及“称道士女冠”等则是对术语进行解释。就性质而言，应该将它们归于律学的范畴，与儒学无关。

　　（二）诸图与服制中的利益平衡

　　名例律前的“诸图”和“服制”所蕴含的精神也不难把握。“六脏图”将六种脏罪非法所得的收益与相应的刑罚按照等级对应作表；而“纳赎诸例图”、“过时杀伤收赎图”以及“诬轻为重收赎图”则是将刑罚与收赎的金钱额度按照等级对应作表。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无论是脏罪的收益和刑罚，还是收赎的刑罚与金钱，都表现出鲜明的差等性和对应性，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轻罪轻赎，重罪重赎；

　　二、在刑罚和金钱之间，表达了一种可兑换性和兑换的尺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和金钱都只是“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利益”是律例的根本着力点。在“丧服图”和“服制”之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儒家宗法思想对律例的影响，但它显然不是“诸图”和“服制”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名例律的简单梳理，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虽然“儒家化”是名例律的一个鲜明特征，但它并不是最主要的特征。明清名例律在更大程度上是法家思想的产物，它最主要的精神是罪罚有等和罚当其罪，也是利益平衡原则的一种体现。

　　二、户律中的利益平衡：契约与均平

　　明清律典中的户律，除了有关经济管理的规定之外，还包括被称为“细故”的户、婚、田、债等问题的规则，虽然它们并不关涉国家的重大利益，并且数量有限，但实际上涵盖了普通民众生活的大部分领域。

　　（一）户律中的契约原则

　　明清时期虽然并不存在“契约神圣”的法律信仰，但是契约原则却是户、婚、田、债律例中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先来看婚姻制度。明清婚姻首重媒聘，是一种典型的契约行为。律例对此也明确宣示：“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或）有残、（或废）疾、病、老、幼、庶出、过房（同宗）、乞养（异姓）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不愿即止，愿者同媒妁）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已知夫身残疾、老幼、庶养之类。）而辄悔者，（女家主婚人）笞五十；（其女归本夫。）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8]这段律文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诚实。律文将实践中最可能隐瞒的瑕疵情形详细列举，“务要两家明白通知”，保证了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不仅如此，清例还规定“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9]，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因瑕疵不明而悔婚。第二、自愿。“各从所愿，不愿即止”，帝制中国习惯上被认为是不自由的社会，而在这里，自由意志被加以强调，作为婚约订立最重要的要件，契约色彩鲜明可见。第三、守信。无论是“已报婚书”还是“有私约”，都不得“辄悔”；即便没有“婚书”，“曾受聘财”，亦不得毁约。对“约”的效力保护由此可见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