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身份色彩较浓的户役领域，也可以看到契约因素的存在。比如“立嫡子违法”条例规定：“无子立嗣，除依律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酌分给财产。若无子之人家贫，听其卖产自赡。”一方面，择立嗣子本为宗法事务，在这里却允许“所后之亲”自由地择贤择爱，而宗族不得以服制亲疏相对抗，这实际上承认了孀妇订立养老承嗣契约的相对自由权。另一方面，在不破坏宗法规则的前提下，给予义男、女婿与所后之亲“相为依倚”的制度空间，养赡与分产，亦不失为一种契约交换，互利互惠，利益平衡。

　　（二）户律中的均平原则

　　如果说契约体现了交换制度中的利益平衡的话，那么均分则体现了分配制度中的利益平衡。

　　分配问题主要出现在户役门之中。明清时期的卑幼不能自主处分财产：“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17]但是尊长亦不得随意析产：“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之。”[18]“均平”便是对父权的限制，蕴含了利益平衡的理念。

　　宗法制度强调嫡、庶之分，但是在财产分配之时，却抛弃宗法，以“均分”为主要原则：“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19]即便是奸生之子，也“依子量与半分”[20]。并且，在均有瑕疵的奸生子与嗣子之间，也实行“均分”：“如别无子，立应继之人为嗣，与奸生子均分。”[21]另外，若无子嗣，“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22]。而在实际生活中，立嗣之后再添子嗣也有可能发生，于是有条例规定：“若立嗣之后，却生子，其家产与原立子均分。”[23]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招婿养老：“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24]虽然在有官荫袭时，“先尽嫡长子孙”，但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并无官可袭。而且，奸生之子与嗣子、嗣子与再生之子、养老之婿与嗣子在财产分配时都被均平对待。可见，“均分”超越了宗法伦理原则，成为明清时期财产分配最主要的制度。

　　希望以上的分析能够表达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明清时期的户律并非只具有“儒家化”这样一种文化属性，作为生活规则的成文形式，它必须对民众的交互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使社会行为能够产生良性循环。在户、婚、田、债这些国家放任民众自理的领域，契约、均平乃至其它形式的利益平衡安排比血缘和阶级因素更为重要，它更加适合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

　　三、明清刑律中的利益平衡：报偿

　　如果说对户律的关注侧重于户、婚、田、债等“细故”案中的制度因素的话，那么对刑律的探讨则将此类关注转向贼盗、人命以及斗殴等重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