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是人类社会结构中两个不可分隔的元素，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性与个性的共存。一方面，我们须在人的社会中树立一个普遍的、一致的平等理念，以此作为人们保护自身利益、实现个体权利的原则和尺度；另一方面，我们也须承认人性是独特的也是多元的，在任何的社会和群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即不同的角色或身份。这种不同身份不仅是社会和群体得以构成和运行的需要，也是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所导致的结果。每个人因先天和后天的身心发展因素不同，智力和劳动能力、创造能力不可能相同，在一个竞争性社会，他们所遇到的机遇也不可能相同。所以，每个人从社会中所能获取的资源和利益也相差甚远。我们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就要承认人的身份差异，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身份人群的切实需求以及社会现有资源和储存，运用法律与政策的强制力，调整和引导社会的分配和占有关系，强调和规制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关系，使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而实现人格平等、人格自由的人类理想。

　　人格平等的伦理价值是个永恒的真理吗？后现代主义者特别强调这样一个观念，即一切知识都受到历史与文化情境的限定，伦理道德的基础在于各社会群体而不在于事物的本质。并指出：那些试图从某个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基点出发，由此导出结论，这在今天的许多人中已行不通。我们赞同上述的基本观点，却又认为“人格平等”在当代的历史与文化条件下，仍是实现人间和谐、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理念。如果从不同的文化视角考察，人们对“人格平等”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内涵不会存在任何自相矛盾的因素，它应该是现今世人所能公认的一项真理。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文化是多元的，但不等于真理也是多元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也没有哪种单一的文化能够拥有世上的全部真理，只有通过有效的交流，才可能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通。我们和后现代主义者都赞同相对真理，包括“人格平等”在内的任何一项真理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全面的、无可挑剔的意识。“人格平等”的观念还会发展，“人格平等”的内容还会丰富，在这种变化之中，它的基本内涵始终是和社会的客观现实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平等”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伦理，非个人和权威所能改变和抛弃，它对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仍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仍然是评判人间伦理价值真伪和善恶的一项标准。

　　我们和后现代主义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人是“正在成长中的存在”，人类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历程和价值。后现代主义者相信，人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在前人活动的影响下，自主的、有选择倾向的和易变的，因而是持续不断成长的运动过程。在理想的社会里，正是因为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思想和行为是自由的、自主的，所以每个人都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既有的身份，找到适合自己施展才干的最佳社会阶位，从总体上看，社会结构中的每一个个体细胞是那样地富有活力，他们竟如此有序地运动着，朝着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向流动着。然而，这种生动、有序的社会结构并不会完全自行形成，它还需要上层建筑层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法律意识的提升和相应法律规范的调整，每个人都要遵守法律，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构建一个开放、自由、民主的社会结构，实现人格平等和承认人的独特性、多元性，将是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个艰巨任务。

　　4．私法死亡与后现代主义的叛逆性

　　在我国，已有私法学者郑重地宣称：私法死亡，私法的整个法律体系正在全线崩溃。这个论断是和后现代主义激进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风靡世界三十余年，它在批判现代主义的种种弊端上做出了贡献，但也对一系列基本哲理和社会现象作出了不切实际的评判。后现代主义按其不同的讨论主题、不同的思想脉络，大致可以分为激进型和保守型两类。激进型的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推翻一切，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叛逆性，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一切都没有定论，一切都没有权威，有的只是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创新。显然，这种观点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相符合，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保守型的后现代主义推崇现实主义，主张天人和谐，提倡文化的相对论和多元论，承认科学的局限性，一般来讲，这些观点对我们全面认识世界、解读社会是有益的。如果运用激进型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和判断私法的现状和走向，进而得出私法死亡的结论并不奇怪。但是，当我们把以下几个问题澄清之后，就会发现，私法死亡这个结论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