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人格权理论研究的启示及其引发的思考

马俊驹

　　后现代主义是一场思想运动，也是一种时代哲学，它既是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也是对后工业社会的回应。后现代主义学说众态纷呈，表现形态扑朔迷离，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作为当代一股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必将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也没有一下子展露它的全貌。19世纪，哲学界出现了两个独立的声音，一是丹麦学者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和他的“主体性理论”，二是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解构主义和生命哲学，后来演变为20世纪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萨特（J-P.Sartre），他从“意识的绝对自由”出发，断定个人自我先验地或天然地就是绝对的自由的，因而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他的名言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些思想逐渐显现后现代主义的前兆。之后，经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等一批学者的思想发展和转变，后现代主义思潮得以兴起。

　　下面，我们列举几位后现代思想的代表人物：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一位结构主义者，他否认人的主体性，反对传统的人道主义[1]，主张文化的多元论和文化的差异化，还有他对权力功能的历史分析，对权力产生真理、产生知识的揭示，这在当时可谓是惊世之论；法裔阿尔及利亚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所谓解构旨在“解析”或“剖析”某一特定的命题，以发现命题当中的矛盾因素，是一种从内部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并非“建构”或“拆毁”任何类型的客观真理，他所批判的对象是无条件的、非相对的或无对立者的真理；德国学者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人的基本特征在于他是世界中的存在。人并非从自我的孤立中通过窗户来看外部世界，他本身就在门外。人在世界之中，因为他完全处于存在之中。存在本身意味着置于自身之外，超越自身。我的存在并不是某种发生在我的皮肤之中的东西，而是延伸于一个场或者领域，即其所关注的世界。德国学者海德格尔把这个存在的场称为“此在”(Dasein)；[2]还有一位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他是一位新实用主义者，其思想属于一种不可知论。他对布鲁门贝格（Blumenberg）、尼采、弗洛伊德和戴维森的观点进行总结时，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应该向前迈进一步，不再崇拜任何东西，不再把任何东西视为具有准神性（quasi-divinity)，我们应该把所有东西——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良知、我们的群体一都视为时间和机缘的产物。”[3]他以“解释学的实践家”的面目出现，倡导开放、平等的“对话”和沟通，鼓励人们去思考、去感受、去创造，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克服现代人对世界态度的冷漠。显然，这些思想对于社会的进步、人性的理解具有哲学价值。

　　就正面评价而言，这些学者善于从现有的理论和体系中发现矛盾，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文化因素去分析事物的真实性，反对仅从某一绝对的毋容置疑的基点出发就武断做结论的基础主义，运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强权对真理的裹读和对知识的伪造，强调群体对个人影响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什么普遍一般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在方法论上，他们拒斥简单化地看事物。在对唯心主义抽象的人的本质展开批判这一点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殊途同归。但是，我们也认为，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必须将那些传统启蒙中有活力的遗产与当代文明结合起来，而不是批判一切，放弃一切。就目前而言，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观点我们还无法接受，它往往还只是对传统理论的否弃，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去建构和创新，所以对它的任何形式的批判和讨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理由去漠视它、低毁它。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已经伴随着我们进人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