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0年代，台湾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小企业中，为了单纯追求利益而无视有关金融法规，超越自己实力而乱开支票，欺骗交易对方等案例也明显增多，形成泛滥之势。在这种状态之下，1960年3月30日，台湾“立法院”决定对票据法实行部分修改，在票据法中导入自由刑，对于空头支票的出票人实行刑罚处置。票据法第141条规定：对空头支票的出票人，可以处以1年以下自由刑（有期徒刑、拘役），并且在第142条作出票据犯不适用刑法中的连续犯规定，确立一票一罚的原则。
此后又分别在1973年，1977年进行了2次修改，继续加强对空头支票的出票人处罚的力度，强化惩罚效果。1973年5月28日，票据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加重第141条1款至3款刑事处罚，将原来处刑的上限即有期徒刑1年改为2年。1977年7月22日，票据法又实行了第3次修改。本次修改的重点在于，把原有的刑罚由原来的最高有期徒刑2年变为3年。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刑法思想历来就是：“治乱世，用重典”。而台湾票据法第141条的三次修改，不断地加重对空头支票的出票人处罚的做法，正是受到了我国传统的刑罚理论一贯强调的峻法酷刑思想的影响。但是，自1960年初次导入刑事处罚后的25年里的实际运行结果表明，强调依靠刑罚的威慑力来阻止拒付支票发生的台湾票据法，根本未能起到抑制拒付支票多发的预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