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是一个常见的哲学用语，先生是在系统论的定义上使用结构一词的，认为系统结构是实现系统功能的组织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引伸出 刑法结构这一概念的。 刑法结构本质上是罪刑的一种不同数量的搭配，即定罪面与刑罚量的组合形式。罪的数量即犯罪圈的大小，刑的数量则是刑罚的轻重，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可以任意组合的。先生形象地将犯罪圈的大小称为“严”的程度，将刑罚的轻重称为“厉”的程度，运用数学中的排列组合，便出现了下面四种情况：严而不厉、不严不厉、又严又厉和厉而不严。先生认为，中间两种 刑法结构在当代法治国家中不会存在，前后两种结构是当今世界 刑法结构的典型，多数经济发达和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大体属于严而不厉，我国当前的 刑法结构大体上算是严而不厉。至于中间两种结构不存在的理由，先生没有明确给出，笔者根据本书其它相关论述并结合当代刑法学基础理论，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原因：首次，基于当代 刑法双向功能的制约，不严不厉无法实现任一功能，又严又厉无法实现人权保障功能；其次，基于“严”和“厉”的逻辑关系，严和厉是矛盾的两方，不可能同时具备，又严又厉必然造成统治者的孤立，统治将无法维持，同时两方又是对立统一的，不可能同时不具备任一方，不严不厉必然无法构成 刑法结构，一方的缺失是需要另一方来补偿的。
１．刑事法网不严
先生认为刑事法网不严包括整体刑事法网不严和个罪法网不严
两个层次，其中我国整体刑事法网不严的原因主要在于：
从我国犯罪概念来看（包括一般犯罪概念和个罪概念），犯罪概念中规定了定量因素，确立了“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犯罪定量模式。这样就使得一大批轻微的违法行为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从而造成了刑事法网的稀疏性和 刑法的结构性缺失。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立法的独特之处，但对其性质、定为甚至存废问题仍无定论，本文不再赘述。
从罪状描述来看，增加了很多内心起因性描述和主体身份限制。其中典型的便是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并建议以粗放型罪状来严密刑事法网。
同时，由于罪状过多的附加了目的要件，这不仅造成了刑事法网在立法上的不严密性，由于查证主观因素目的的难度之大，而在司法中再次造成了对刑事法网的割裂，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再次遭到破坏。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但笔者认为不仅仅如此，这更是一个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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