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
物权法》第
5条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应予坚持。于此，有必要重温传统民法学说中物权法定原则的正当化依据：（1）物权法定原则的宗旨是为了区分物权和债权；（2）物权法定原则是反封建的产物；（3）物权法定原则有益于维系一国的经济、政治制度；（4）物权法定原则便于物权公示，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22]但是，上文对折衷论的部分赞成以及对否定论和肯定论的集中批评表明，物权法定或物权自由对于信息成本的节省与否均不具有比较优势——或许，这一结论才是对物权法定进行经济分析所取得的真正学术贡献，而民法学说中认为物权法定 “必定”节省信息成本乃至社会成本的观点应予修正。
【作者简介】
曾大鹏（1977－），男，江西吉安人，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注释】 在本文中，正如其他学者所运用的情况一样，物权法定、物权法定主义和物权法定原则是同义的，一般是指物权的类型法定和内容法定。物权自治、物权自治主义、物权自由、物权自由主义和物权自由创设主义是同义的，即允许突破类型法定，当事人自行创设的“新型物权”也能取得物权的一般效力和法律地位，当然此时也就无法固守内容法定。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in Donald A. Wittman （e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aw： selected reading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3， p.1.
本文所涉苏永钦先生对否定论的详细论证，均请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从民事财产法的发展和经济观点分析》，载《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106页。
认识成本（information costs），也称信息成本，它与估量成本（measurement costs）同义。参见张巍：《物权法定与物权自由的经济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内地民法典的可能性》，载《民事立法与公私法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44页。
本文所涉张鹏先生对否定论的详细论证，均请参见张鹏：《物权法定主义否定论论纲》，载王利明等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42－458页。
公示对抗主义的立法例以法国、日本为代表，公示要件主义的立法例以德国、瑞士为代表。
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载《法学》，2003年第10期；王立争：《美国法上物权法定原则及相关问题——与张鹏同志商榷》，载《法学》，2004年第4期。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Property， Contract， and Verification： The Numerus Clausus Problem and the Divisibility of Right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31（2002）， p.373.
Thomas W. Merrill & Henry A. Smith， 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Yale Law Journal， vol. 110（2000）， p.1.
Kate Green & Joe Cursley：Land Law，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影印本），尤其是该书的第二部分。另参见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ume Ⅵ， property and trust， Chapter 2， structural variations in property law， pp.127－130. 以及John E. Cribbet， Property： Cases and Materials，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96， Chapter 18.
限制性不动产条款（restrictive covenant）有时也被称为限制性约据、限制使用土地约据等。谢哲胜先生主张利用限制性契约理论来规划小区管理和相邻关系，但苏永钦先生反对之。显然，如何认识限制性契约的性质和作用是问题的关键。参见苏永钦：《相邻关系在“民法”上的几个主要问题——并印证于Teubner的法律发展理论》，载《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7页；谢哲胜：《民法上相邻关系与小区管理之探讨》，载蔡耀忠主编：《
物权法报告》，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7页。
木通口范雄：《从英美法的观点看“物权”与“债权”》，林青译，载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41页。
本文所涉折衷论的详细论证，同前引④。
也有的学者将挫折成本称为“僵化关系成本”，即指过度之格式化，将戕害契约自由之空间，使得交易关系人之期待落空或无法满足的负面效应。参见王文宇：《物权法定原则与物权债权区分——兼论公示登记制度》，载《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关于法律保护和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请参见Guido Calabresi & A. 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in Donald A. Wittman （e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aw： selected reading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3， pp.21－33.
同前引④。
本文所涉肯定论的详细论证，均请参见刘辉：《物权法定原则的经济分析》，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3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29页。
参见我国《
合同法》第
150、
151、
152条。在解释论上，此种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实为违约责任。
同前引？，第36、37页。
苏永钦：《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两岸立法政策的比较与建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段匡：《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257页；尹田：《
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0页；刘凯湘：《
物权法原则的重新审视》，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