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得实行物权法定与物权自治的社会成本比较表（此处“＋”表示成本较高，“—”表示成本较低）：

　　
　　
　　
　　
　　
　　
　　
　　
　　
　　
　　
　　
　　
　　
　　
　　
　　
　　
　　
　　
　　
　　
　　
　　
　　
　　
　　
　　
　　
　　
　　
　　
　　
　　
　　
　　
　　
　　

成本项目	物权法定	物权自治
认识成本
协议成本	－	＋
规范成本	－	＋
防险成本	－	＋
争议成本
标示成本
防害成本
排除成本	－	＋

　　可见，物权法定主义下的社会成本并不会“必然”高于物权自治主义，甚或是相反的，否定物权法定主义有所不妥。但苏永钦先生还提出了其他两项否定理由，一是英美国家采用物权自治，交易者自会做出最好选择，以法律限制物权种类没有必要；二是自动化登记制度产能的提高，使得维持物权法定主义没有必要。[⑤]对于此两点，后文再述。

　　（二）张鹏先生的见解及其评析

　　张鹏先生也是物权法定主义的否定论者，他除了正面反驳物权法定主义的合理性理由，也从科斯定理出发论证物权法定主义经济上之不合理性，并且与苏永钦先生的观点相映成趣。[⑥]

　　第一，对于张鹏先生引自苏永钦先生的大厦公约例子，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例子只是表明“具体”的地役权制度需要完善。即使有必要承认大厦公约的物权效力，从大厦公约之中抽象出社区建筑物役权，进而构造为意定地役权的次类型，也不足以在“整体”上彻底否定物权法定主义。在土地吸附建筑物的立法体例中，地役权之“地”包括了建筑物，广义地役权概念涵盖了建筑物役权，而对此种广义地役权概念之承认正是物权法定原则的具体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