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80页。
易继明：《〈格尔蒂法典〉与大陆法私法的源流》，《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1期。
这里的不知其所由来，陈兴良教授认为就是指已经演化为人所共知的常识。见陈兴良：《刑罚目的新论》，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加罗法洛：《犯罪学》，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加罗法洛并不能否认这一点，否则，他希望指定的所谓“国际
刑法”将以何种犯罪行为为基础呢？事实上，象谋杀、暴力行为、盗窃和抢劫等行为现在已经被视作“国际犯罪”的内容，见安德烈•；伯萨尔德《国际犯罪》，黄晓珍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尤其是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
在梅因看来，“……各古代文明的法律途径一般都是这样的：开始时为习惯法，再经由法律拟制，衡平的阶段最后才进入立法……”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25页。
参见刘卫政、司徒颖怡：《疏漏的天网——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参见刘卫政、司徒颖怡：《疏漏的天网——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页以下。
参见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8-149页。
《隋书•；孝义转》载王颁语。
有关复仇问题的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可见苏力：《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大报仇>为例》，载《法与经济学研究文集》。
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这部分
刑法内容，可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六篇中33章“对于国家法益的犯罪”和第34章“对于社会法益的犯罪”，第790-875页；又请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各论第二编“对社会法益的犯罪”和第三编“对国家法益的犯罪”，第668-775页。
参见王世州：《德国环境
刑法中污染概念的研究》，《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2期。
参见Manfred Burgstaller，“Current Trends in Austrian Criminal Law ”，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e，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No.7，1999。
比如刘守芬、汪明亮：《论环境
刑法中疫学因果关系》，《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雷姆查德诺•；哥华教授就认为所谓环境保护是一种及其荒谬和伪善的做法，见Ramachandra Guha，“The Paradox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Current History，No.12，2000。
西原春夫：《日本与德意志
刑法和刑法学——现状与未来之展望》，《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参见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
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页。
参见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中外法学》1993第3期，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还可参见苏力：《市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市场经济形成中的违法犯罪现象》等文章，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邓小平关于“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和“中国不允许乱”的两篇谈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第286-288页。
参见李鹏：《加强立法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人大》2001第1期。
参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295页；这方面的分析还可以见加里•；贝克尔对
刑法效益的讨论，《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3；页；罗伯特•；考特：《法和经济学》，张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2-731页；贝克尔：《口味的经济学分析》，李杰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87页。
参见陈志龙：《法益与刑事立法》，台大法学用书1992年版，第38-41页。
陈兴良：《从政治
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参见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第39页；参见陈兴良：《从政治
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又可见田宏杰：《中西
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尽管我也确实想通过这样的努力达到解决标准混乱的结果，而且我也认为，在对一个问题进行分析前，必须清晰的界定你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然后一以贯之的使用它。一方面这是为了保证行文的连贯和论证的规范性，为下文的分析奠定框架和基础；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的讨论限定合适的语境。因此，尽管可能对私法/公法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意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
刑法属性的分歧，但至少，我是在清晰明白的使用着我所界定的概念，而不是“大概其”的运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言辞，——而这在我看来是论述最基本的前提，恰恰是今天很多文章中最常见的问题。
有人提出“
刑法的民法化”，这与我所分析的“
刑法公法化”是基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我在文中“公法化”的视野是对近几个世纪的
刑法的“公法”印象形成过程的一个分析，而所谓“民法化”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回归，而且在用唯理主义思路去应对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时，此回归只能是遥遥无期的假想。
关于刑法内容的这种变化，可参见蔡枢衡：《中国
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9、10章，第96-156页；沈家本：《历代
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由嵘：《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由何勤华主编的一套的外国法律发达史丛书中的
刑法部分。
张善恭：《中国立法史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7页。
Max kaser，Romische Rechtsgeschichte，Gottingen，1950，p.54，转引自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8页。
Max Rheinstein， Process and change in the culturel spectrum coincident with expansion：government and law，in C.H.Knaeling and R.M.Adams(eds)，city Invincible，Chicage，1960，p.117。
前引，p.117。
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下），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5页。
参见列奥•；斯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