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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十七、十八世纪，随着人们对经验科学及形式逻辑的兴趣的日益增长，更多的依靠情感论据与或然性而非客观、科学的必然性的修辞推理遭到了质疑甚至彻底否定。与此同时，由于法律体系及法律实践的变化，法律演说的机会受到了限制。休谟在其《论修辞》一书中就指出，现代法律程序及证据规则限制了法律演说的机会，这导致法律与修辞学的联系被中断。[17] 之后的修辞学一直与肤浅的正确联系在一起，从而被排除在法律论证的门外。及至19世纪末，修辞学逐渐被请出西方学校的课堂，修辞学由此跌入谷底。这三个世纪的修辞学在佩雷尔曼看来，“无异于古典传统的颓废版”。[18]
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学生们出于业务目的普遍要求接受实践训练，学校遂按照古典修辞学对一致性与完整性的要求将听、说、读、写的技巧结合起来，并很快回归古典文本以寻求灵感和指导。[19]古典修辞学复兴的曙光由此出现。
二、当代的修辞论证理论
修辞学史的研究者们发现，修辞学每每兴起于危机四伏的时代。这意味着修辞学在当代的复兴并非偶然。事实上，历史学家常常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希腊的影响与一、二战之于西方世界的影响作比，这几次战争都在摧毁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一度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确定答案的价值原则不复存在，同一问题往往导出截然相反的答案。
具体到修辞学在20世纪的复兴，其背景大体可以从时代问题和论证理论的发展两方面来阐述。[20]修辞学复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的硝烟已从西方世界渐行渐远，然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引发战争之原因的消除。从20世纪初就开始蔓延的高失业率、高通膨率在战后仍然大行其道，而在战前若隐若现的精神世界的崩溃则在战后变得一览无遗，这种崩溃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跨掉的一代”的出现。重建道德规范体系，重建人类的心灵家园成为当代哲学家的当务之急。而重构工作的重要一步就是重建能导出确定无疑之答案的主导原则，这时，一直为修辞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修辞学在化解矛盾、形成共识方面的优势很轻易地吸引了哲学们关注的目光。
这些关注并不仅仅源自哲学家们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也源于哲学家群体内部所面临的类似问题。还在理性高歌猛进的19世纪，尼采就已大声宣告了上帝的死亡，这不仅意味着基督教信仰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21]也几乎把人类抛向虚无的精神世界中。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为代表，弥漫于西方世界的悲观主义情绪呈现出理论化、系统化的趋势。“现代主义者，古典主义者，社会理论家和解构主义者有关哲学问题的必要谈话无不充满怀疑和碎片。”[22]潜流的文化危机与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相遇，其产物就是“理性”的危机。[23]人们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中惊恐地看到，理性发挥到极至也就成了荒诞与不理性，而理性在价值判断方面的软弱无力也开始令人们失望甚至恐惧。从前带领人类冲出黑暗时代的理性之光似乎又要被暗夜所吞噬。正因为如此，致力于实践理性研究，试图以此挽救理性危机的修辞论证理论才显得分外引人注目。
当代修辞论证理论的杰出代表首推比利时法哲学家海姆·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以及德国法哲学家特奥多尔·菲韦格(Theodor Viehweg)。三人的代表作分为《新修辞学》、《论辩的运用》和《论题学与法学》。[24]这三位学者在分处不同国家并且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出版了修辞论证理论的著作。[2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修辞学的复兴也是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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