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集团诉讼存在许多问题，如费用和时间大且长，社会财富和资源耗费过多。但更有人指出，众多诉讼，过高的费用，似乎有点浪费，但只有这样才给那些欺诈者、做假者一点真正的威慑，否则，中国股市很难在证券发行公司和投资者间建立起一种互信。还有人指出，高额的律师费并不能否定救济制度的合理性，律师费恰恰是原告集团诉讼的必要成本。集团诉讼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判决公司支付的赔偿额会高到令公司无法运营甚至破产。尽管存在这些后果，但那些从前的反对者，包括司法界、律师界和公司主管们，近来却热烈拥护集团诉讼。因为，如果大量的潜在原告能够被一个集团诉讼和解所阻止，那么集团诉讼就变成了一个朋友而非敌人。通过集团诉讼和解已变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设置，至少对被告、原告的律师和埋首于案件中的法官来说是这样的。
从历史来看，在联邦集团诉讼规则颁布后的十年间，美国集团诉讼大量涌现，由于将集团诉讼视为向弱势当事人提供司法正义的设置，因此人们有很高的热情。但也有人提出了批评。对此，联邦最高法院以限制集团诉讼的态度作了回应。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集团诉讼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并持续到了80年代。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间，集团诉讼又有了明显的复苏，而且先前的批评者们现在变成了最坚定的支持者。
从整体上看，尽管集团诉讼有缺陷，证券集团诉讼亦有许多不足，并产生了诸多争议，但多数学者、法官、律师、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持肯定态度。正因为如此，美国国会于1995年通过《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对证券集团诉讼加以改进而不是废除。至今还在国会审议的《集团诉讼公平法》亦只是促进集团诉讼更为公正而不是废除。
三、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形式之构想
（一）引入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规定》第
14条明确要求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在开庭审理前确定，这就排除了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没有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和当事人诉讼请求意愿不明的情况下，法院对人数不确定的权利人发出公告、通知登记参加诉讼，不仅与“不告不理”原则相悖，而且使得诉讼周期延长，法院难以进行审理，投资人合法权益难以及时有效得到保护。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现行
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制度。如果说法院发布公告、通知权利人登记的行为违背了“不告不理”，则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本身违反了“不告不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理由不成立。至于发出公告会使诉讼周期延长更没有说明力，因为公告期仅为三个月。看来，实质理由很可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并不鼓励证券民事侵权诉讼，亦不想给法院系统增加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