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种“政府失灵”的背景下，个体就要从政府手中把让渡出去的一部分权利 (主要是“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权，而通常不包括国防、治安之类的“纯”公共物品) 重新夺回来，力争把公权力 ( Public Power) 对私权利 ( Private Rights) 的侵害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但是，个体把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权从政府手中重新夺回来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分散行使，还必须把它交给另外一个能代表不同的个体来行使这些权利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能担当起弥补政府失灵的重任，是由第三部门本身的优势所决定的：(1) 更具适应性，在组织体制和运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能及时地做出比政府体制更灵敏的反应，避免政府体制中常见的官僚作风，减少权力设租寻租的机会。(2) 更具效率性，第三部门能承担起传统上由政府承担的许多任务，其办事效率比政府更高，有利于削减政府赤字，实现准公共物品投入产出的整体效益最大化。(3) 更具弥补性，能弥补政府失灵现象，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实质公平，更充分地体现“社会本位”而不是 “政府本位”。凭借这些优势，第三部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5]
三、可行性分析：准公共物品的非政府化供给与第三部门兴起
从对政府失灵进行弥补的角度来考察，第三部门之所以兴起，不仅源于上文所述的“必要性”，而且还源于其“可行性”。从逻辑上来看，必要性为第三部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仅有必要条件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充分条件，即可行性。“准公共物品的非政府化供给”理论为第三部门的兴起提供了可行性。
传统理论认为，公共物品就是严格区别于私人物品的一个范畴，即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二元对应； 公共物品是不区分“纯”公共物品还是“准”公共物品的，全部笼统地视为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公共领域，只能 “由政府供给”。因为，在传统理论看来，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之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生产和提供，或者说，市场化的方式对于公共物品来说“成本高昂到不可接受”，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这种观点奠定了过去西方所奉行的“政府主导的福利型社会”的理论基础。但是，从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主导的福利型社会”出现了危机，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
现代学者在三元模式的新理论指导下，发现：现实世界中的物品并非传统理论所主张的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二元对立”，而应当是“三元互动”，即纯私人物品、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三个领域的同时并存、良性互动。正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指出的，从纯私人物品到纯公共物品之间存在着一个序列：“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私人物品到纯粹公共物品序列是有用的，……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6]在这个序列的两端，就是传统二元架构分析模式之下所说的纯粹私人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在这个序列的中间，就是现代三元架构分析模式之下所界定的准公共物品。纯私人物品应由私人部门供给，纯公共物品应由政府供给，而准公共物品应由“第三种力量 (即第三部门) ”供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