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到达主义下数据电文到达时间的确定
在到达主义规则下，数据电文收到时间的精确确定对于意思表示的生效极其重要，在合同领域，关系到了要约、承诺的生效时间以及合同的成立时间、风险分配等重要利益。对于“到达”，传统法律通常以意思表示进入受领人的控制范围为准，这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电子签字示范法》中仍得以体现。示范法将数据电文的到达时间区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统，数据电文进入该指定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第二，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统，数据电文进入非指定信息系统，以收件人检索到的时间(when the data message is retrieved by the addressee)为收到时间；第三，收件人未指定接收数据电文的信息系统，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任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示范法的这种区分规定为许多国家所采纳，但我国《
电子签名法》却遗漏了第二种情况，即收件人指定了接收数据电文的信息系统，而发件人却将数据电文发送至收件人的其他系统，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到达时间？对此有两种选择：一为进入到达规则，同于第一、第三种情形，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系统的首次时间为收到时间；二为检索到达规则，以收件人检索到数据电文的时间为收到时间。我国有学者认为应采取进入到达规则，因为要约人是否已检索到该数据电文或于何时检索到该数据电文，难以证明，若要约人故意或怠慢检索承诺，使承诺人蒙受不利益，则显失去公平，所以数据电文应以进入任何系统的时间为到达时间。[1]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我国在第二种情况下，应当确立检索到达规则，理由如下：
1. 进入到达规则有违到达主义生效规则本旨。合同的订立往往不会仅是一次要约、承诺的往复，多会通过多次的意思表示往来才最终形成合意。要约人、承诺人在出现反要约时发生身份倒置，所以，对于公平与否的分析应置于表意人(发件人)、受领人(收件人)的环境，忽略当事人的要约人或承诺人身份。在逻辑上，上述观点的分析方法属于不完全归纳，只是在承诺人对要约人作出承诺的环境中分析。当经过磋商，要约人向承诺人的非指定系统首次发出正式要约时，按照这种观点，承诺人也可能故意或怠慢检索要约，令要约不能生效，但要约人却难以知晓，主观上会误以为要约已经生效，而接受本未生效的要约的拘束，这仍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意思表示生效规则主要考量的是由谁承担意思表示遗失、耽误等风险，采取到达主义规则的本旨就是由表意人承担风险。所以，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应仍由表意人(发件人)承担风险，而采取进入到达规则却会令受领人(收件人)承担意思表示耽误等风险，有违到达主义规则本旨。
2. 进入到达规则不符合控制范围理论。在到达主义规则下，意思表示的到达通常依据“控制范围”理论加以判定，要求意思表示应当进入受领人的控制范围，[2] 211而进入到达规则与之不符。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对发件人将会向该系统发送电文产生合理信赖，而忽略对其他系统进行检索，发件人却将电文发至其他信息系统，这不能认为进入了收件人的控制范围。并且，发件人的行为给收件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基于利益衡量的考虑，在确定数据电文的到达时间时也理应向收件人的利益倾斜，不能仍然采取进入到达规则。
